道是唯一无二的,人君也自当独立自恃。——“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扬搉》)。从这儿找出了绝对独裁的根据。
道是虚静寂寥的,人君也自当深藏不露。——“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主道》)。从这儿发展出绝对的秘密主义。
“自恃毋恃人。”(《外右下》)
“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同上)
“相为则责望,自为则事行。”(《外左上》)
“立国用民之道,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心度》)
“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外右上》)
“明主其务在周密。”(《八经·参言》)
“函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勾(原误作‘同’,依韵改)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主道》)
“主上不神,下将有因。”(《扬搉》)
“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八经·因惰》)
在理论的演进上当然不免有些矛盾的地方。道既然是虚静无为的,那么体道的人便应该恬淡无私——庄子的人生理论便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而在申、韩之流的法家却发展向独裁自恃去了。韩非虽也在提说“无为”——“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主道》),但这“无为”是“不亲细民,不躬小事”(《外右下》),是“治吏不治民”(同上),“恃术不恃信”(《外左下》)。他也在谈去智去巧,但他所说的是舍去在外面的智,而运用心里的智,即所谓“大智若愚”——说穿了,也就是他所爱用的一个字——“诡”。这种矛盾,就在老子本人已经是表露着的。我们根据今本《老子》来说,凡他所说的“道”大抵是一种宏大无私的观念体,其自身说不出有什么打算,但一说到“德”上来,“德”是体道者的功能,那便全盘是出于打算。譬如他晓得说“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而却要“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至如先予后取之类的显然出于阴谋诡计的话,更可以不用说了。老子自身都是这样,韩非便把这矛盾更推进了一步。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他是站在统治者立场的人,为了要拥护自己的立场,就有天大的矛盾都可以大胆地自圆其说的。
“道”的出现,在初本不是专为帝王之便而设的。照“道者万物之始”(《主道》)的定义说来,则万物既都是道的表相,似乎万物都可以成为体道者。庄子是这样看的,在他看来,从人的立场说,任何人都可以和道泯合,便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博大真人”。然而在韩非这样的法家,道既成为人君的护符,体道者便只能限于君人者。因而道也就和万物不同了——“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扬搉》)。本来是为打破奴隶时代的等级观而生出的浑沌的东西,到这儿又分明生出了等级。这也是一种学说的发展,但不用说是应乎当时的统治者地位的相当巧妙的逆用。这逆用很自然地又发展而为垄断。只有帝王是体道者,便只有帝王可以虚静无为,其它的人便都不准。“君臣不同道”《扬搉》)。一切的臣民都该受王者驱使奴役,凡有不愿受驱使奴役的,如像许由、务光、伯夷、叔齐之类的隐士,“上见利不喜,下临难不恐,或与之天下而不取,……或伏死于窟穴,或槁死于草木,或饥饿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说疑》),这些都是该杀的。还有“世之所为(谓)烈士者,离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忠孝》),这些也是该死的家伙。因而连那种学说都成了罪恶。“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忠孝》)。这真真是彻底的“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主义;主要的虽是在打庄子,但连法家的老祖宗——老子也被推翻了。专倚仗形式逻辑的人会以为这是一个大矛盾。从这儿既看出韩非是反老、庄,那么所有《解老》、《喻老》、《主道》、《扬搉》诸篇便愈见不是韩非的作品了。然而事实是并不那么简单的。
四
老子毫无疑问是韩非思想的源泉,但也并不是唯一的源泉。韩非在先秦诸子中为最后起,他的思想中摄收有各家的成分,无论是作为亲人而坦怀地顺受,或作为敌人而无情地逆击。对于老子思想虽然也逆击了它,而主要的还是顺受的成分为多。对于儒家的态度便是两样,那主要的是无情的逆击,而只走私般地顺受了一些。
韩非攻击儒家的态度在先秦诸子中恐怕要算是最猛烈的。虽然我们知道原始法家出于儒,但他对此并不曾感谢。我们再根据《史记》,也知道他曾“与李斯俱事荀卿”,是荀子的门人,而在他的书中并不曾称述过他的这位老师。仅仅有两处泛泛地提到,其中有一处是有问题的,“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难三》),于事无征,于时过早,这位孙卿不必就是荀卿。另一处见《显学篇》:
这儿所说的“孙氏之儒”当然便是荀卿子之徒。整个《显学篇》是骂儒家和墨家的,而骂儒的成分要占百分之七十,荀子当然也就在被骂之列了。他们的学说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辞”,是乱天下的根本,这当然是在斥骂老师。根据荀子的理论“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大略篇》,与此相类似之语亦见《吕氏春秋·尊师篇》),韩非无疑是荀卿的叛逆徒了。
大约古时候研究学问的人也是有两种态度的,一种是为学习而研究,另一种是为反对而研究。或者韩非的研究儒家,师事荀子,也正如我们之研究敌情,法官之研究罪犯那样吧。韩非对于儒家的理论很有研究是毫无问题的,他所抱的是全面反攻的态度,务必要屠其徒,火其书而后快。凡是儒家的东西差不多没有一样不受严厉的反对。君位继承上的禅让说是大成问题的,征诛说也同样,在他看来,禅让征诛不外就是劫弑,而尧、舜、汤、武也就是“奸劫弑臣”。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说疑》)
“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育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忠孝》)
但是禅让这种制度并不是儒家的创说,而是原始社会或未开化民族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民主雏形,这在韩非也是知道,而且说得似乎比任何人都还要明白晓畅的。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五蠹》)
这或许也只是转述当时学者间的口碑,所谓有巢氏和燧人氏这种“圣人”或神性的英雄并不必真正有,但“民悦之使王天下”,王是人民选举出来的这种《民约论》的见解,确实是道破了原始社会的实际。儒家是根据这种事实把它夸大起来,发挥为“选贤举能”的禅让说,公平地看来,是站在人民立场的对于父子相承的奴隶统治权的革新理论。绝对主张君权的韩非当然忍受不了。而要反对这种理论,较合理的办法,自然是当承认论敌所根据的事实,因为事实是最大的威力,无可抗抵的,而须对于这事实加以别种看法,简捷了当地说,便是曲解。而曲解的原则也最好是根据论敌所根据的原则,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正是韩非的拿手好戏。儒家倡导禅让说,目的是在“变”,好罢,我就把“变”这枝矛来攻打你禅让说的盾。世道是在变的,适于古代的不必适于今,“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五蠹》)。简单一句话归总,便是不合时宜,反动!结论呢?——
这是多么冠冕堂皇呀!有这演变的根据,你尧、舜禅让的那种原始落后的玩艺儿算得什么呢!你那套简单透顶的东西,丝毫也值不得赞美。我替你戳穿吧!其所以有那种玩艺儿的产生,是因为古时候的生活太苦,做帝王的人所过的生活还赶不上看门头儿,所以什么人都能够让得来,你尧、舜又有什么稀奇呢?但在现今,世道是变了。你就要叫一个县官让位,都是不可能的事了。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絮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这种议论,在《五蠹篇》中很是畅所欲言地叙述着,而在《八说篇》中也有同样的叙述:
“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故有珧蜃(铫耨)而椎车者。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然则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椎政也。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椎车,圣人不行椎政。”
两处所说的“上古”、“中世”、“当今”,约略相当于现今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韩非去古未远,他对于古代的这种划分是正确的。只他是主张君主本位的人,在由奴隶统治转化为封建统治的过程中,他所强调的是要既存的奴隶主蝉联而为封建主,与那种人民本位的选贤举能的办法不两立。连“县令”的世家权都要替它辩护,帝王的世袭当然要视同神圣了。
在他的想法,帝王是无须乎贤者能者的,只要有法有术,就是中庸的人都可以充任,甚至就是桀、纣也不要紧。他明白地说着“恃术而不恃信”(《外左下》),“上法而不上贤”(《显学》),“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主道》)。做主上的人只要你有办法,有手腕,尽可以骄奢**逸也没多大问题;反过来,假如你没有办法,没有手腕,你就不骄奢**逸也不见得可以保持你的地位。——“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尽邪,虽有驳行,必得所利”(《外左下》)。“有术而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无术而御之,身虽瘁臞,犹未有益”(《外左上》)。
“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则)与鼷鼠同威。万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则)与监门同资。有土之君,悦人不能利,恶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八说》)
“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多,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二柄》)
“虎豹之所以能胜人执百兽者,以其爪牙也。当(傥)使虎豹失其爪牙,则人必制之矣。今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类也。”(《人主》)
虎豹在韩非子的意念中似乎是超人一样的动物,可以说是“超兽”。后世称虎为“山中之王”,大约也就是从韩非思想的实践所得到的印证吧。虎豹之有爪牙,在你做人做狗的弱者虽然说它们残暴,然而此正虎豹之所以能为“山中之王”。桀、纣之有势重,在你做奴隶做百姓的人虽然怨恨,然而此正桀、纣之所以成其为“新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