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沙龙在特定圈子里以开放和高质量討论著称,常客包括几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一位经常在《双周评论》上撰稿的激进评论家、一位对『颓废派艺术感兴趣的贵族子弟,还有几位大学里的年轻讲师。
“氛围据说是『思想前卫,但举止尚算得体。”福尔摩斯简洁地匯报,“没有发现明显的负面传闻或危险关联。你可以將其视为一个较为安全有益的文学社交场合。”
查尔斯彻底安心了。
华生医生则开始像个真正的监护人一样,叮嘱他当晚要穿暖和些,带上备用的手帕和止咳糖剂,並且严格限定了最晚回家时间。
周四傍晚,查尔斯换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西装——依旧是略显陈旧的款式,但熨烫得笔挺,努力维持著体面。
华生医生也穿戴整齐,充当了护卫与同伴的双重角色。
“一个理想的起点。”福尔摩斯看了看表,和他们一起出了门,“享受夜晚,先生们。或许能带些有趣的故事回来。”
“一定。”
马车载著他们穿过华灯初上的伦敦街道,驶向布鲁姆斯伯里区。
戈登广场23號是一栋乔治亚风格联排住宅,外观典雅而不张扬。应门的是一位举止得体的男管家,查验请柬后,恭敬地將他们引入宅內。
沙龙设在一间宽敞的客厅,墙壁是沉稳的深绿色,装饰著古典油画和来自异国的工艺品。空气温暖,混合著咖啡、茶、雪茄、香水以及旧书皮的味道。
大约有十五到二十位客人,男女皆有,衣著谈吐皆显身份。
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声交谈,时而爆发出礼貌的笑声或激烈的辩论声。
查尔斯的入场並未引起太大骚动,毕竟“c。c。凯普莱特”只是个刚出现一次的名字。
作为资深老伦敦兼文艺青年的华生在此刻大发神威,低声为他指点著人群中依稀可辨的几位出名人物。
梅里维尔夫人亲自迎接了他们。她是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性,容貌端庄,热情地称讚《被盗的桿菌》令人印象深刻,並亲自將他引介给几位在场的客人。
沙龙的討论天马行空,从最新的法国象徵主义诗歌,到达尔文主义与社会伦理的衝突,再到城市贫困问题,甚至有人提起了当时尚属前卫的心理分析概念。
查尔斯大多数时间扮演著一个倾听者的角色——毕竟这个沙龙里他听说过的人真的不多,或者说根本没有,更別提看过他们的作品了。
原主之前常驻牛津郡,更不认识这些伦敦的文艺界人士。
查尔斯谨慎地观望著,偶尔在询问到他时,就自己小说的科学背景或创作意图发表一些简短看法。他谦逊的表现,以及清晰的思路,还有那掩盖在病容下的年轻,反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好感。
不过很显然並非所有人都怀有善意。
一位穿著时髦的中年绅士——查尔斯和华生都没听说过这人,后来通过消息灵通的福尔摩斯,他们才得知是某家激进小报的专栏作家——將话题引向了“进步”与“人性”。
他大肆抨击传统道德的虚偽,鼓吹纯粹的科学理性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弱者就该被淘汰,任何阻碍“进步”的情感与伦理都是迂腐的。
他的言论引起了一些人的皱眉,但也有人点头附和。沙龙的气氛变得有些紧绷。
忽然,这位中年绅士將目光转向了安静坐在一旁的查尔斯,语气带著一丝挑衅:
“凯普莱特先生,您的故事是如此精彩,以至於我们都有所耳闻——在您看来,如今的『科学进步,是否配得上您这样的远见卓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