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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第1页）

搬到蔺柏川的房子之后，沈严的生活变得很有规律。

早上七点半左右醒来，洗漱，下楼。周叔已经准备好了早餐，粥或者面，配两碟小菜。蔺柏川如果在家，就坐在对面喝咖啡吃吐司；如果不在，沈严就一个人吃。

吃完早餐，沈严会在院子里站一会儿。那棵银杏树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少，到了第三周，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幅铅笔画。

然后他去书房。

蔺柏川的书房很大，三面墙都是书架。沈严每天挑一本没看过的，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读。读累了就抬头看看窗外，院子里的树，远处的天空。有时候周叔会送一杯茶进来，放在他手边，什么都不说就走了。

下午他会午睡一会儿，起来之后继续看书，或者去客厅坐着。那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直放在茶几上，他和蔺柏川在上面写批注，一来一回，有时候隔几个小时，有时候隔一整天。

沈严发现蔺柏川回复的速度和他的忙碌程度成正比。忙的时候，三四天都不见新的字迹；不忙的时候，第二天早上就能看到。

这种隔空对话的方式，沈严越来越习惯。他甚至觉得比面对面说话更好——不用看表情，不用揣摩语气，只有观点，干干净净。

有一天，蔺柏川在书上写道：“你说你选择相信物自体存在。那上帝呢？你也选择相信吗？”

沈严想了想，回复：“上帝是另一个问题。物自体是认知的边界，上帝是意义的边界。混淆两者是范畴错误。”

第二天，蔺柏川的回复只有两个字：“懂了。”

沈严看着那两个字，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又有一天，蔺柏川写道：“你说话的方式，和我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沈严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手里的笔顿了一下。他等了很久，没有回复。他把书合上，放回茶几上，去了院子里。

那天风很大，银杏树的最后几片叶子被吹了下来，在空中打了几个旋，落在地上。沈严站在树下，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低着头看那些叶子。

他回到书房，在那行字下面写了一行：

“是吗？”

没有追问，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就是一个中性的、把球推回去的回答。

蔺柏川没有回复那两个字。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进入第四周的时候，蔺柏川有一天早上忽然问沈严：“下周有一个晚宴，你要不要一起去？”

沈严正在喝粥，听到这话抬起头：“什么晚宴？”

“市商会每年举办的慈善晚宴。全城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去。”

沈严挑了挑眉。他翻过那份协议，知道里面有“出席公开场合”这一条——但蔺柏川之前从来没提过。

“好。”沈严说。

蔺柏川看了他一眼：“你不问问是什么场合？都有谁？”

“问了也不会改变什么，”沈严说，“该去的还是得去。”

蔺柏川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了一句让沈严意外的话：“你说得对。”

晚宴那天下午，沈严在房间里换衣服。深灰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深蓝色的领带。不是他的衣服，是蔺柏川提前让人准备好的，放在他衣柜里，尺码刚好。沈严对着镜子看了看，把领带紧了紧，又松了半寸——太紧了不舒服。

他下楼的时候，蔺柏川已经在客厅等了。黑色的西装，白衬衫，没有打领带，领口松开一粒扣子。他靠在沙发扶手上，手里拿着手机在看什么。听到沈严的脚步声，他抬起头，目光从上到下扫了一遍，然后移开。

“走吧。”他说。

车从私人道路驶出，汇入主路，开了将近五十分钟。司机开得很稳，沈严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天色暗下来了，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是什么人在慢条斯理地按开关。

“今天来的都是些什么人？”沈严问。

蔺柏川想了想：“政界的有副市长和两个局长。商界的更多，地产、金融、科技、能源，每个行业排名前几的基本都会到。还有一些媒体和文化界的人。”

“多少人？”

“三百左右。”

沈严点了点头。

车停在一家五星级酒店门口。红毯从门口铺到路边，两旁站着穿制服的侍应生。闪光灯在远处噼里啪啦地响——不是给普通来宾的，是给那些专门安排了拍照环节的大人物准备的。

沈严下车的时候，注意到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三三两两，西装革履，手里端着香槟，脸上挂着得体的笑容。有人在寒暄，有人在交换名片，有人在假装偶遇。

蔺柏川出现的瞬间，门口的嘈杂声明显变了调——不是安静了，而是那种“所有人都在用余光看你”的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