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问我为什么不跑。我跑了。1995年,我第一次跑。从伊朗西部山区的kdpi营地跑出来,翻过扎格罗斯山脉,在雪地里走了五天。我的左脚小趾冻掉了。我跑到伊拉克库区,以为安全了。第二年,伊拉克军队和kdp打起来,我住的村子被炮击,我老婆被压在房子下面。挖出来的时候,她还活著。送到医院的路上,她不在了。”
他的声音没有任何变化,像在陈述一件发生在別人身上的事。
“2003年,美国人来了。我以为会不一样。库德人帮美国人打萨达姆,美国人承诺战后给我们一个独立的国家。萨达姆倒台了,美国人把库德人交给了马利基政府。承诺呢?没有人再提过。2011年,美国人撤了。2014年,isis打进来,库德人在辛贾尔山上被围困,没有水,没有食物,老人和孩子死在山上。美国人说他们在评估局势。评估了三个月。三个月后,他们开始空投救援物资。那时候山上已经死了几千人。”
他把视线从河岸上收回来,看著自己的手。双手被扎带反绑在身后,指关节因为常年握笔而微微变形。
“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巴赫曼,2003年跟著美军进巴格达,给美军当库尔德语翻译。2006年,美军把他所在的基地移交给伊拉克军队。移交之后第三天,他失踪了。我找了三年,2009年在巴格达郊区的一口废井里找到他的尸体。井很深,他的骨头和另外七个人的骨头混在一起。我认不出哪一根是他的。我把所有的骨头都捡出来,装进一个袋子里,带回库区埋了。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名字,但下面的骨头不全是他的。”
他的嘴唇在发抖,但眼睛还是乾的。
“二儿子叫阿扎德,2014年isis打过来的时候在辛贾尔。他没有等到美国人的空投。他死在山上,和其他几千人一起。我不知道他埋在哪里。辛贾尔山上到处都是没有名字的坟。三儿子叫拉米亚尔,今年十九岁。去年kdpi来招募,说要为库德人的独立而战。我说不要去。他不听。他跟他哥哥们一样,相信拿起武器就能改变什么。他现在在埃尔比勒的营地里,拿著美国人发的m4a1,等著美国人一声令下,打进伊朗。他不知道美国人用完他之后会把他扔在哪里。他不知道他的两个哥哥是怎么死的。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在巴格达那扇灰门后面坐了六年,把每一笔情报交易记下来,不是因为忠诚,是因为恐惧——恐惧他的小儿子也会变成一具不知道埋在哪里的尸体。”
他的声音终於断了。
不是哭,是某种比哭更深的、从胸腔最底部被连根拔起的东西堵住了喉咙。
他低下头,下巴抵著胸口,肩膀在发抖。
没有声音。只有底格里斯河的水从船底流过。
阿里看著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把防水袋的拉链拉到底。
“拉米亚尔。你小儿子的名字,我会记住。”
会计抬起头。
深褐色的眼睛底部,那层平静的膜终於碎了。
下面是某种更古老的、像扎格罗斯山脉的岩层一样被挤压了几千年的东西。
“美国人给库德人的承诺,和五十年前他们给伊拉克库德人的承诺一模一样。1975年,基辛格对库尔德领袖巴尔扎尼说——拿起武器,我们支持你们。库德人拿起了武器。然后美国人和伊朗国王达成了协议。基辛格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了一句话——『秘密行动不是传教工作。库德人被拋弃了。几万人死在伊拉克军队的枪口下,活著的人逃进山里,在零下二十度的风雪里冻死了一半。美国人没有回头看。现在他们又来了。同样的承诺,同样的微笑,同样的『秘密行动。”
他的声音压到几乎只有船舷內侧能听到的程度。
“我不想去德黑兰。但更不想让库德人再被出卖一次。”
他看著阿里。渔船在底格里斯河的夜色里,煤油灯掛在船尾,火苗在晚风中微微晃动。
“把帐本带回德黑兰。让你们的上级知道——库德人不是你们的敌人,美国人是。如果你们要打,去打美国人。不要打库德人。库德人已经为別人的战爭流了太多血。”
他的嘴唇重新抿成一条线。
“这是神赐之地。但神已经很久没有赐给这里任何东西了,除了血。”
唤礼声停了。
渔船驶过底格里斯河大桥的阴影,桥面上巡逻车正在通过,发动机声隔著混凝土桥板传下来,很闷,很远。
巴格达的灯火在桥两侧延伸,像两条正在分开的、越来越远的光河。
渔船继续向东。
前方是伊拉克中部的平原,河两岸的灯火逐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黑暗中的农田和椰枣林。
再往前,是巴斯拉,是阿拉伯河,是波斯湾。
再往前,是伊朗。
巴格达的灯火在船尾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底格里斯河尽头一小片灰黄色的光晕。
河面越来越宽,水流越来越缓。
河水在这里变得很深,很静,裹挟著上游几千年冲刷下来的泥沙,缓慢地、不可逆转地流向波斯湾。
底格里斯河的水还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