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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批判（第2页）

这“上古”、“中世”、“当今”，叠次继承，固然是一种史观，但同时也是战国时代的三种政见的鼎立，所谓王道、霸道、强道。《荀子·王制篇》：“王夺之（其）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意思是说：讲王道的争取人民，讲霸道的争取与国，讲强道的争取土地，也就是这儿所说的亟德、逐智、争力了。儒家是主张王道的，它是采取着人民本位的立场，乘着奴隶制的解纽，想在政治上表现一番新猷，然而又不敢露骨地说出，故只好托诸远古，就俨然“王道”在古时真正已经实行过的一样。当然，稀薄的史影是有点的，原始社会的形态，那便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根据了。托古既成，一般人习以为常，便转化而为故实，故在《孟子》书中说：“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告子下》）由王而霸，由霸而强，不是主张，而纯是历史了。

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初见秦孝公的时候，先说以帝王之道，秦孝公只打瞌睡，继说以霸道，渐感兴趣，最后说以“强国之术”，便立见采用了。虽然在王之上还加了一个帝，但在霸之下确有一个强。韩非呢便是把这“强国之术”发展到了尽头的。

韩非忌视“文学”，菲薄“技艺”，把“綦组锦绣刻画”认为“末作”，该加以禁制；把“优笑”与“酒徒”等量齐观，不得“乘车衣丝”；无疑是“非乐”的发展，和儒家的敦尚诗书乐舞、重视黼黻文章的观念相为水火。韩非在自成其一家言之后，道家、墨家虽均在所诋毁，然而对于儒家却诋毁得最为厉害。这些倾向是由墨子种的火，经过了韩非的煽扬，而成为了燎原的大势，一直到秦代的焚书坑儒才得了它们的结束。

然而韩非思想，在道家有其渊源，在儒家有其瓜葛，自汉以来早为学者所公认，而与墨家通了婚姻的一点，却差不多从未被人注意。而其实就在较小的节目上，他和墨家的婚姻关系，我们都可以寻检得出的。例如韩非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这在《问田篇》本来是田鸠的主张。

“徐渠问田鸠曰：‘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今阳成义渠，名将也，而措于屯伯；公孙亶回，圣相孔也，而关（官）于州部；何哉？’

田鸠曰：‘此无他故异物，主有度、上有术之故也。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魏（？）相冯离而亡其国？二君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屯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屯伯之试，州部之关，岂明主之备哉？’”

田鸠是墨家显家，秦惠王时入秦，三年不得见，后转入于楚，楚王悦之，与以将军之节入秦，因见秦王（见《吕氏春秋·首时篇》）。在楚时曾与楚王论墨子之学何以“不辩”，说出了不愿使人“买椟还珠”那个脍炙人口的比喻的，也就是他（见《外储说左上》）。《汉书·艺文志》作“《田俅子》”，为书三篇，分明是列于墨家的。

这位墨家显学，其名其说既两见《韩非》书中，可见他的书早为韩非所揣摩过，“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分明是他的主张，而为韩非所蹈袭了。这主张本来是时代使然。在奴隶制解纽时期中，世卿袭禄的制度逐渐崩溃了下来，成为“将相本无种”的时代。但在过渡期间的战国，旧制度还有充分的惰力，新制度还未获得普遍的施行，故尔有人能使宰相官于州部，名将措于屯伯，便荷有先驱者的荣名，而为田鸠誉为“主有度、上有术”了。——“主有度、上有术”，就从这样简单的一句话里面，不也可以知道墨家后学也在讲“度”，讲“术”的吗？

二

韩非是绝顶的聪明人，他的头脑异常犀利，有时犀利得令人可怕。我们读他的《说难》、《难言》那些文章吧，那对于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样的精密！就是那不十分为人所注意的《亡征篇》，把一个国家可以灭亡的征候，一直列举出了四十七项。他那样的不厌烦、不屈挠、不急躁的条分缕析，分而又分，“可亡也”，“可亡也”像海里的波浪一样，一波接一波，一浪叠一浪，不息气地卷地而来，轰隆一声打上崖岸，成为粉碎，又回卷而逝。这和屈子的《天问》可以媲美，我认为也是不愧为一篇奇文的。他所分析的各项，正确与否是另外一回事，而他那样分析手腕，出现在二千多年前，总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异。

韩非是这样的一位天才，而又生具公子的身分，使他采取了君主本位的立场，故他对于“术”便感觉着特殊的兴趣。他的书中关于“术”的陈述与赞扬，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自然现存的《韩非子》，有好些并不是韩非的作品，因而在征引之前应该有一番严密的关于资料本身的批判。例如《初见秦》本是吕不韦的东西，我另有专文论及。又例如《有度篇》说到齐、楚、燕、魏之亡，全是韩非死后的事，其非韩非所作，也早为胡适所揭发了。但有人根据这一篇的“奉公法，废私术”一语，以为韩非是排斥“术治主义”的人，和申子为“正面之敌”，那是从出发点上便弄错了。

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玩弄起来，似乎很不容易捉摸。韩非自己也说过：“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经·因情》）。不过，无论是怎样神秘，已经写成文字、着了迹象的东西，我们总可以追求得一个大概的。多设耳目的一项已经叙述过了，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大纲，似乎也不外下列的七种：

（一）权势不可假人；

（二）深藏不露；

（三）把人当成坏蛋；

（四）毁坏一切伦理价值；

（五）励行愚民政策；

（六）罚须严峻，赏须审慎；

（七）遇必要时不择手段。

要打个浅近的比喻时，人君就须得像一匹蜘蛛。耳目的特种网是蜘蛛网，这个网便是人君的威势所藉，有了这架网，做人君的还须得像蜘蛛一样，藏匿起来，待有饵物时而继之以不容情的宰割。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奸劫弑臣》）

这面耳目网就是“聪明之势”，再加上其他的法与术便凑成为“威严之势”，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不仅有系于国家的安危，而且要想混一天下、统治中国，实在完全离不了它。有了它，虽是平庸的人也可以宰制天下；没有它，纵然是大圣贤大豪杰也不能统治三家。会用它的时候，你便安富尊荣，尽可以作威作福；不会用它的时候，你就苦身焦虑，也难免遭弑遭劫。

“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难三》）

“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人主》）

“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五蠹》）

“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功名》）

“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难一》）

“无捶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奸劫弑臣》）

“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弃隐括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难势》）

韩非所这样重视的势被我把它比成蜘蛛网虽然有点近于亵渎，但韩非自己却爱把它比成车上的马。

“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而必德厚以与天下齐行，以争民，是皆不乘君之车，不因马之利，释车而下走者也。”（《外储说右上》）

“国者君之舆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外储说右下》）

这样看重权势，不是一位极端的王权论者是什么呢？然而近代的研究家中却有着恰恰相反的认识，梁任公便是这样的一位代表。不嫌累赘，且把他的见解介绍在下边吧。

梁氏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对于先秦的政治思想分为人治主义、法治主义、术治主义、势治主义的四种，而以为韩非是法治派而非势治派，其说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