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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为何死得那么惨（第3页）

然而，就在对手欲置他于死地的关键时刻，商鞅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继续采取铁腕手段镇压反对者，而是软了下来，向秦惠王请假送老母亲返回故里。他可能希望以暂时离开是非之地来平息各种恶毒的诽谤之言。

公子虔则瞄准这个时机，出手了。在商鞅告归之后，这名当年的太子老师，向自己的学生秦惠王告发说“商君欲反”。“欲反”，想要谋反，没有既定事实，但稳准狠。公子虔这一招堪称历代罗织“莫须有”罪名的鼻祖。

秦惠王于是发兵追捕商鞅。

另一边，奉母返回魏国邺地的商鞅，遭到邺令的拒绝，不得入境。理由是商鞅在两年前的河西之战中以诈术俘虏魏公子卬，完全丧失信义。

商鞅只得返回秦国，知道自己被追捕，开始了逃亡，然后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这次逃亡，商鞅还是想跑到魏国，但魏国不让他入境，怕秦国怪罪到魏国头上引发争端。

据历史学者晁福林分析，无处可逃的商鞅，最终回到自己的封地，发动自己手下七八万兵力，北出进击实力较弱的韩国，图谋在韩国西部地区发展。秦惠王发兵追击，商鞅兵败，被诛杀于渑池（今河南三门峡）。

史书对于商鞅的死，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他被车裂而死，有的说他死后被车裂，但不管如何，施以车裂的酷刑，可见秦国的贵族们对他恨之入骨。先秦最著名的一代改革家，把一个穷国改造成强国之后，自己却落了个惨死结局，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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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鞅的褒贬毁誉，并未随着他的惨死而终结，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他总是适时地被痛骂，或被怀念。

有学者说，商鞅治国理论对中华制度文明影响巨大，以秦国（秦朝）遗产的形式，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从国家建设及其历史影响上看，先秦诸子无人能出商鞅之右。

商鞅死后，他所制定的制度依然长期被奉行。秦国人也并不认为商鞅是个逆贼，而认为他是秦国的英雄。秦昭王时，范雎说商鞅“义之至，忠之节”，蔡泽也说，是商鞅使“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

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封商鞅为“圣人”。这跟我们现在对商鞅的认识相去甚远，但也不难理解。毕竟每一派学说都会追捧本派的牛人，只是后来儒家获得主流学说地位，我们也就自然认同了儒家体系的“圣人”，而商鞅则以残酷无情、作法自毙的面目被后人记住。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关于商鞅的评说，到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构建出来的？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说，在后世影响极大。无疑，他是一个严谨的史学家，但他同时有自己的偏好——他是一个儒家弟子，对法家相当反感。所以他在为商鞅作传时，一方面肯定商鞅变法的成效；另一方面却对商鞅个人全无好感，说他“天资刻薄”。

更典型的例子来自司马光。这名撰写《资治通鉴》的大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政坛保守派，极力反对同僚王安石推行变法。在他政坛失意，以编撰《资治通鉴》度日的时候，他自然要把历史上的变法者作为影射王安石变法的工具。所以，《资治通鉴》基本承袭了《史记》的内容，却把《史记》褒扬商鞅变法的内容全部删掉，仅留下贬低商鞅的文字。

商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有个人的局限，也有时代的局限，他对民众力量的轻视，对严刑峻法的热衷，都可以供批判和反思。但关键是，他死后的命运，已经无法被自己掌控，只能随着历史沉浮。每当这个国家面临改革的关头，他就会被作为一个符号祭出来。

西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上，朝臣桑弘羊等人与各地召集来的儒士，围绕盐铁是否应由国家专营一事进行激辩。这是西汉乃至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一次经济改革会议。双方都知道，引用历史资源对于自己的立论很有帮助，所以就都找到商鞅身上。

作为改革一方的桑弘羊，极力推崇商鞅，说商鞅变法“收山泽之税”，使秦国强起来。反方则说，秦朝国祚短暂，正是商鞅变法害的，我们可不能学。桑弘羊逮住反方的漏洞，反驳说，商鞅死后一百多年，秦朝才灭亡，跟商鞅没有半毛钱关系。秦亡的原因应是秦始皇父子君临天下，“邪臣擅断，公道不行”。将秦亡之因归结为商鞅变法，就等于把商亡之因归结为伊尹之过一样，无论在史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荒谬的。

就像这场盐铁会议一样，历代围绕着国家改革，都会拿商鞅变法出来说事儿。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通过写史书贬低商鞅，以表达对当下推行的变法的不屑。而作为变法一方的主导者，王安石却对商鞅惺惺相惜，他写诗说：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两千多年来，商鞅是历朝历代改革者的一个镜像。但凡改革者，都会推崇商鞅；保守者，则无一例外非议商鞅。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其构建的理想社会在上古三代，在遥远的过去，这个理想经过王莽改制的折腾之后，大家都知道是不靠谱的。所以以后提改革，大家都会从法家特别是商鞅变法那里寻找历史资源。这是历史上的改革者们拥护商鞅，并喜欢以商鞅自喻的主要原因。

另外，外儒内法是传统中国的普遍政治形态。外儒是见得人的，内法是得藏着掖着的。强调仁政、德治等儒家理念，是一个王朝的面子；使用刑赏手段、“利出一孔”等具体措施，则是一个王朝不能说的本质。所以商鞅虽然一直被使用，但他也一直需要受批判，受非议，这才能显示出一个王朝的王道。

与之相应的，各个时代以商鞅自喻的改革者，也难逃商鞅一样用后即弃的悲剧命运。从桑弘羊卷入谋反案被杀，到张居正死后被皇帝清算，每一个朝代几乎都有一个挽救帝国危亡的“商鞅”，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后堕入个人悲剧的深渊。

每个朝代的“商鞅”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但他们是做事的人，是解决问题的人，是愿意承认自己有缺点的人。这比起大多数只会抡起道德大棒打人，除此一无所长的“伪君子”，无疑要伟岸许多。谁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也无须辩论了。正如鲁迅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我看过一段关于商鞅被符号化的文字，谨引用于此，作为本文的结尾：“天下若治，他便背负苛政、刻薄的骂名；天下若乱，他便成了能臣效仿的先驱。往者已矣，商鞅作为历史人物早已盖棺论定，对其个人的毁誉渐渐地与他本人和那个时代无关了。”

希望真正的商鞅能够被世人看见，而不要被一直遮蔽下去，也希望每个时代的改革者，都不用再重蹈商鞅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