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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为何死得那么惨（第2页）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与商鞅进行了一场“秦国要不要变法”的大辩论。历史上，每次变法改革之前，都会有对立的双方进行类似的辩论，但有意思的是，辩论的议题永远是“要不要变”，而不是“怎么变”。这就导致双方都容易走极端，不愿变的人会失去更多，而主张变的人往往在最后遭到反扑，也会失去很多。假如双方辩论的焦点能集中在“怎么变”上面，或许会是更好的博弈，但这只是“假如”。

事实上，这是一场结果已定、纯属象征性走过场的辩论。旁观者都知道，法是秦孝公要变的，但旧贵族代表还在纠缠这一点，说不能变啊不能变。商鞅则很明确地拿强国利民说事儿，只要是强国利民的事，没什么不能变的。他的原话是：“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谁能击中秦孝公的内心，已经不言而喻了。

随后就是我们从小熟知的“徙木立信”。变法开始了，为了向民众传达国家诚信、令出必行的决心，商鞅命人在南门立了一根木头，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给予十金赏赐。没人信，赏金提到五十。有一人抱着试试的心态，结果真的拿走了巨额赏金。

世人一直都以徙木立信来强调诚信的重要性，但商鞅为什么会采用这么无聊的方法来建立诚信呢？搬一根木头根本用不着这么多钱，而且从南门往北门搬木头的意义何在？这根本就像是江湖术士凭空构建的一个场景，而不是现实需要的生活或劳动场景，难怪围观的人很多，但动手的人几乎没有。因为所有人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很荒诞不经。但这或许才是商鞅的本意：你们不用管这件事合不合逻辑，也不要质疑，你们只要照着做，就能获得超出预想的好处。我要推行的变法，就是另一个场景的“徙木立信”，听话的人有饭吃。

至此，商鞅通过辩论搞定了贵族阶层，通过立信搞定了平民阶层，变法大幕拉开了。

史载，商鞅变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变法的要点是：在户籍上实行什伍连坐，开告密揭发之先河；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袭，建立二十等爵制。第二次变法的要点是：开阡陌，废井田，土地归为私有；废封建，立郡县，官自天子赏；统一度量衡；为统一思想、明确法令，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下令焚烧《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等。总体来看，商鞅变法的主导思想来自管仲“利出一孔”的主张，就是君主控制一切利源，控制国人的一切获利机会甚至生存机会。

而商鞅为秦国设计的这个“孔”，就是耕战。老百姓响应国家号召，开荒地，种庄稼，并积极参军打仗，把这两件事做好了，就能获得国家奖赏，包括赢得爵位，实现阶层跃升。其他从事与耕战无关工作的人，不管是贵族、商人还是游士，则都在国家的打击和羞辱之列。

通过这个“孔”，商鞅实现了变法与秦国参与诸侯争霸的利益对接：打仗所需要的充足的粮食、英勇的战士，这下全都有了。尤其是“尚首功”制度，推崇在战场上砍下敌人的头颅来记功，以斩获人头的多少来确定赏爵的级别。这项制度，使秦人成为嗜战的战士，一上战场，“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据司马迁不完全统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秦军在历次战争中一共砍下了敌人140万颗头颅。

平民依靠耕战实现阶层流动的另一面，则是旧贵族的备受打击。

商鞅变法先用军功爵制剥夺宗室贵族的世袭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出身论那一套不吃香了，一切都要凭军功说话。再用“废封建，行郡县”的办法，加强国君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取消了贵族分封、建立“国中之国”的特权。这两点对秦国贵族构成致命打击，商鞅因此得罪了大批贵族，“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作为对抗，以太子驷（即后来的秦惠王）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为首，挑动太子去触犯商鞅之法。商鞅也不是好惹的，身为“铁血相国”，他为了确保法令的严肃性，决定对公子虔和公孙贾动刑，一个被处劓刑，一个被处黥刑。公子虔被打击后，闭门八年不出。而这也为商鞅后来的惨死埋下了伏笔。

贵族被压制，但平民获得晋升通道。商鞅变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实践平等理念的改革，而耕战制度，就是先秦的科举制呀。司马迁虽然很不喜欢商鞅及其代表的法家，但他还是在《史记》中对商鞅变法的反响给予了肯定：“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当然，我们需要分清，平民阶层跃升，只是商鞅实行强国之术的手段，而不是他的初衷。就像他需要打击贵族，确保国君一人的权威一样，他对平民同样没有好感，在他的言论和政策中，经常充斥着愚民的思想，通过刑（刑罚）与赏（封赏）两种手段，把百姓当作利用和控制的对象。这是商鞅被后世诟病的原因之一。

3

在商鞅的变法中，他唯一确保的就是君主（中央）集权。通过君主（中央）集权制的制度安排，驱动秦国国家机器，在战国时期后半段的群雄争霸中迅速崛起。

整个春秋战国，有两场改革见效特别快，一场是春秋末期范蠡治理越国，另一场就是战国中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这两人都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让自己辅佐的落后穷国，一跃而成为强国。

而当时方兴未艾的诸侯争霸战争，及时地检验了他们改革的成效。越国崛起后，越王勾践发动灭吴战争，并成为“春秋五霸”最后一个霸主。而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向东收复失地和扩张，连连击败魏国。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的大概110年间，秦国同六国作战65次，其中58次获得全胜，拔城147座，攻占下来的领土共建立了14个郡。后来，商鞅虽死，秦法未亡，终于在秦王嬴政时代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帝国。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业，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这说明商鞅变法的余烈，直到秦始皇时代，对于统一帝国的形成和专制王朝的建立，都有积极的影响。

商鞅本人也因为这场成功的变法而实现了年少时的抱负，风光无两。

公元前340年左右，商鞅在秦魏河西之战中使用诈术，俘虏旧时好友、魏国主将公子卬。此战之后，魏国割河西之地献秦求和，魏惠王后悔不迭，说自己恨当年不听公孙痤的话呀。此战成为秦魏两国实力转换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此战的胜利，秦孝公封商鞅于商地，号为“商君”，这是商鞅（原名公孙鞅）在后世被称为“商鞅”的由来。

秦国历史上很少裂土封侯，商鞅是首例。以一人而封侯拜相，至此，商鞅可以说是权倾秦国。

危机逼近。

一个叫赵良的人，在商鞅最红的时候去劝他归还封地，退隐山林。据赵良说，商鞅在秦国的强力改革，招人忌恨，树敌太多，以至于每次出门都要十几辆车跟随，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卫士，没有这重重警卫，商鞅连门都不敢出。所以赵良才劝商鞅改弦更张，急流勇退。

商鞅不听，他是一个典型的“恃力者”，迷信武力，对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及本人在秦国的影响力充满了信心。

但他的对手，以公子虔等人为代表的旧贵族，也非等闲之辈。当年被商鞅处以劓刑之后，公子虔闭门不出长达八年，静待时机，其隐忍和冷静可见一斑。

这一切，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后，终于有了一个了结。

《吕氏春秋》记载，秦孝公病重之时，有意传位于商鞅，商鞅不敢接受。

太子驷继位为秦惠王后，各种攻击商鞅的流言蜚语开始传到这个新君的耳朵里。从根本上而言，在商鞅变法的20年间，他与秦惠王并无直接的矛盾，相反，他加强君主集权的举措，对任何一个继位的国君都是有利的，他是秦孝公的功臣，也可以成为秦惠王的功臣。秦惠王唯一担心的是，商鞅权力太大，怕他会以臣欺主。攻击商鞅的旧贵族，正是抓住这一点，向秦惠王进谗言：“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