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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转直下002（第4页）

史迪威是个典型的军人，似乎生来就和条件艰苦的前线生活有缘分——或曰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情感，所以他对康提那个庞大司令部的礼仪和浮华十分惊奇，并由此得出结论：没落的大英帝国只讲排场，不干实事，终有今天被日本和德国打得无还手之力的必然结果。为此，他上任后第一道正式命令就是取消一连串无止无休的会议。而后，“他开始放松自己，打瞌睡，读书看报，在岛上开车闲逛”。稍事休整，他的思绪又不得不集中于考虑他的政治对手蒋介石，因为他清楚这世外桃源是属于蒙巴顿将军的，而他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又要移到“花生米”以及与之有关的人和事上来了！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蒋介石是一位“酋长”、“君主”，是四十年代中国的皇帝。他曾不止一次地把蒋家王朝和德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加以比较，并得出了“何其相似乃尔”的结论。他认为德国的“纳粹制度——由盖世太保支撑的一党专政，其头目是一个没有什么教养的精神失常的人”，而蒋家王朝也“是由一党政府统治的，得到了一个盖世太保（戴笠的组织）的支持，其首领也是个没有什么教养的精神失常的人”。接着，史迪威又严肃地，甚至是痛苦地分析了与之打了两年半交道的蒋氏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及无法克服的政治弊端，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写下了这段话：

然而，这个政府却有着掌权的优势——它反对日本，它的挂名首脑在美国得到了同其功过、成绩极不相称的宣传。我们只得支持现存政权以使中国尽其一切努力。在紧急状态下改变这个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所有政府机器上都有相互交错的利益纽带……家族、经济、政治，等等。无论一个人多有办事效率，他都不能由于最称其职而得到负责的职位，他必须要有其他后台。要改革这样一种制度就必须将其撕得粉碎。你搭了一个葡萄藤的架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葡萄藤便在上面长满了，里出外进，相互盘绕，过不了多少时候架子就被葡萄藤缠紧了。如果你开始拔下它们，你就会把架子弄成碎块。我们冒不起这个险，只有使用随手找到的工具，尽我们的最大力量而为之。由于支持这个政府采取对日行动是最便利的，我们也就不必非得认可它的方法和政策。我们也许会为我们的帮助得到一些回报。

史迪威在作出上述分析之后，很自然地会想到来自美国的上至总统罗斯福、霍普金斯，下至陈纳德、艾尔索普等对蒋介石的纵容与袒护——并以此作为贬低史迪威的依据，他想了许久，真的弄不清这场戏剧的宗旨和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历经两年半的折磨，终于找到了自己在这幕戏剧中的真正位置：

“为了把戏演下去，我只得宽容这些不一致中的某些事物，而且同其他演员一样装假，否则就会有批评者说这是台假戏，我们十分害怕对我们这台戏的批评。”

史迪威就要回到中国去了，他不能不想“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他的结论是明确的：“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这与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期间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但是，史迪威认为美国需要的“另外一个人”——取代蒋介石的领袖人物暂时还没有，只有“一群人”在中国战区的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说到史迪威与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关系，在中国的海峡两岸都有一种误解，似乎史迪威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甚至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败出大陆的祸根都是史迪威种下的。其主要的文字依据是史迪威写的如下这段话语：

我根据我的所见来评判国民党与共产党：

国民党腐败，玩忽职守，混乱，经济、税收、言行欺骗，黑市，与敌人做交易。

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践诺言。

但是，史迪威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真正关系是怎样的呢？曾经在美国驻外处当过中文翻译官的历史学家巴斯先生认为：“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往往被人们说成是富有同情，但是这是基于无情的军事权宜之计的逻辑。他不喜欢共产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这点。史迪威的参谋班子里的外交官之所以关心共产党，只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人作出尽可能大的努力来抗日。”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真知灼见，而且这种关系还会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而变化。

开罗会议之后，戴维斯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回到重庆不久就给史迪威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延安，目的是“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很快，这份报告的副本被送回美国，转到总统办公室，罗斯福批示赞同，遂通知蒋介石：

蒋介石认为这一定是史迪威的建议，因此愈加憎恨这位参谋长。

对此，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面对着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击败了他。他对共产主义影响的传播感到迷惑。他看不到中国的大众把共产党人当做唯一可见的希望来欢迎，他们要求摆脱沉重的赋税、军队的为所欲为以及戴笠的盖世太保的恐怖，还有贪婪、腐败、任人唯亲，更多的税收，毁灭了的货币，可怕的生命浪费，无视所有人权。”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对蒋介石采用拖的战术对付美国总统的建议深表不满，决定把曾给自己当过助手的包瑞德上校派做使团团长，并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小组，待命进入延安。

由此开始，就更加深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不久，在日本“一号作战”的冲击下，山城民主潮流日渐沸扬、高涨。蒋介石为确保统治无虞而关押、杀害了一批所谓谋反的少壮派军官之后，四大家族内部的权势之争又愈演愈烈，甚至连蒋介石和宋美龄婚变的宫闱秘闻也被当做新闻曝光，成为山城各界人士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恰在这时，曾经为美国政府写过《蒋的家庭纠纷》报告的约翰。谢伟思和重庆的一个共产党的家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时在重庆工作的乔冠华患了重病，急需输血。“而当时的中国人，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一般都不愿意献血。他们认为，这等于是把自己的一部分生命给了别人。”这时，谢伟思从乔冠华夫人龚澎那里获知乔所处的险境之后，便表示自愿献血。“抽血时，由于针尖太秃，加上谢伟思的血管太细，弄得他晕了过去才抽出血来。不过，他的榜样使一些中国人打消了顾虑，保全了乔冠华的性命。”

因此，谢伟思由乔冠华、龚澎处获得了有关延安的第一手材料。当史迪威阅过之后，就更下决心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延安。

恰在这时，华莱士副总统奉命使华，他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意旨表示：“美军对共产党无兴趣，但是，应有十分紧迫的理由对在中国进行的对日战争感兴趣。”历经数次会谈，蒋介石才于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勉强同意允许美国派观察员去延安。

这个观察小组归史迪威指挥。

有意思的是，包瑞德和谢伟思这两个“中国通”却给这个观察小组起了一个西方代号：“迪克西”使团。而“迪克西”一词，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首流行歌曲：《人们所说的迪克西是真的吗？》，歌中的“迪克西”指的是当时美国造反的南部各州。

史迪威在锡兰康提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而且非常欣赏“迪克西”这个名字。他认为有所不同的是，而今中国造反的共产党不是在南方，而是在北方延安。但是，他十分清楚蒋介石“憎恨共产党人，决不会给他们以政府中的一席之地。结果是各方都观察着另一方，谁也不为对日战争做一点事。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中国在日本人离开后会马上爆发内战。如果在中国形成一个联合战线之前苏联人参了战，马上就会与其接近的共产党人将自然地受到苏联的影响和控制。这种状态将直接影响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从而间接影响苏联和美国的关系”。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党派和国际关系，史迪威的结论是：

史迪威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动身去中国的前夕，手里和心中均无解决中国问题的妙方和良药。也就是在这当口，他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电报，告之罗斯福总统根据蒋介石的请求，以及自己和史汀生部长的推荐，将派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私人代表来华，征询史迪威的意见。史当然不会反对，此事遂成定局。为敦请蒋介石尽快发布授予史迪威军权的命令，并明确史迪威和赫尔利的职务，罗斯福总统于八月二十三日致电蒋介石，其要旨如下：

予请阁下对于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之事尽速处置，稽延与过分审慎，在此军情动**之时，或会发生严重后果。阁下所提美国军官担负统帅中国军队，将遭政治困难，予深了解。但予深信赫尔利与史迪威对此问题当能有适当之认识，予对任命史迪威之事，所以如此坚决者，因觉如有稽延，则将失去挽救中国军事阽危之时机，不特有害于中国，且亦将牵及盟邦倾覆日军之计划。

孔博士所述各点，予已聆悉！予以为所有中国军队除不能防敌及对日作战外，应全由史迪威指挥。当前吾人进入危险途中，对于能够打击日本之助力，均不宜予以拒绝。

予不建议史迪威之名衔，但彼应直属于阁下，而统帅中国所有之军队，正如一国领袖对其前线之指挥官相同。赫尔利将军对于史迪威执行指挥权，与使其了解政治问题，当有甚大之裨助，但此事不必等候详细条文之规定。赫尔利将军将于八月二十三日左右离美东来。

史迪威与赫尔利只有一面之缘，对其品格、才能均无了解。但他认为既然是马歇尔和史汀生联袂推荐，则对方一定会从旁协助他完成在华打败日军的使命。而恰恰就是这出于想当然的推测，铸成了史迪威在华悲剧的最后落幕。

为此，笔者大有必要向读者扼要介绍一下这位在华名噪一时的赫尔利将军。

赫尔利是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荷马人，小史迪威不到一岁，非职业军人出身。他的父亲是一名受苦的爱尔兰移民，是个煤炭工人，因此赫尔利在十一岁的时候就曾下煤矿当童工。他从印第安纳一所学院毕业后当了律师，成了印第安部落乔克托族的代言人。不久，他靠攀龙附凤之术和一位将军的女儿结婚，继之又靠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当上了胡佛总统的陆军部长。美国的史学家对他的评论是：“赫尔利属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却口若悬河，又使别人很难开导他。”究竟是何等原因使罗斯福总统同意起用赫尔利呢？一说是“赫尔利通过同外国政治家的交往，相信了这样一点：握手、微笑、相互打趣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人之间的友好表示，能把长期存在的事关重大的问题一扫而光。在这个意义上，他很像罗斯福”。但是，美国的史学家却认为：“赫尔利是个彻头彻尾的共和党人，史汀生和马歇尔建议派他去中国”，对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而言是个姿态。罗斯福在私下轻蔑地称赫尔利是“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再者，他唯恐爱“说大话”的赫尔利越职用权，曾当面对赫尔利指示：

史迪威奉命告别赶来接任的蒙巴顿将军，于八月底乘机飞往新德里迎接这位赫尔利将军以及同行的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纳尔逊。稍事停留后，他又与赫尔利、纳尔逊分乘C—54型飞机飞越驼峰，向中国飞去。飞机距离山城重庆越来越近了，他又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蒋介石何时正式发表我统帅中国全国军队的命令呢？……”

诚如世人所知，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因此视军权如命，也从未把军权真的授予任何人。而今，罗斯福总统迭电要他——说得准确一点是命令他交出军权，还是交给称他“花生米”的史迪威将军，这真是比要他的命还难。为此，他曾与何应钦等人多次密商，但依然找不出坚拒的正当理由。对此梁敬先生云：

“史迪威统帅中国全部军队之要求，罗斯福至是已三度催促实行。中国所力拒者，为中共部队之使用；所力争者，为租借物资之管理；所担心者为史迪威之跋扈。美军部对于使用中国部队坚不放松，对于租借物资，则在赫尔利首途赴华之日，作战司已拟将中缅印战区分割为二，解除史迪威管理物资之职务，在渝设置中美委员会，办理租借物资申请，由华盛顿作最后决定后，由美方运送，其所有权则俟物资交到前线兵士手中后，才予移转，其控制之彻底深刻，皆予我以难堪，改组动机，纯为史迪威分谤着想，并非对我真有让步。”

蒋介石已经进入进退维谷之中，他面对奉命飞抵重庆的史迪威，当务之急是和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商谈史的权限问题。可是蒋氏深知史迪威的个性，唯恐史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索取自己手中的军权，思之良久，遂决定在召见赫尔利之前单独对史迪威明言：

“过去君之工作，百分之百皆属军事，此后统帅中国军队，则百分之六十为军事，百分之四十为政治，君当经由军事委员会接受我之命令，君如使用共产党军队，则须先得军事委员会之核准。”

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此番讲话的目的是在画地为牢，在未颁布授予军权的命令之前，已将史迪威的手脚捆住了。不过，史迪威根本不买蒋介石的账。

自九月九日至十一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何应钦迭与赫尔利、史迪威等进行会谈。走马上任的赫尔利为一展才华和权威，提出十项议题供双方商谈。但是，与会者的兴趣依然集中在军权和租借物资两项议题上。台湾公布的史料称：“在商谈中，迪威表示，伊将集中精力指挥作战，对于军队之组织行政除大略监督外，不欲多所变更、多负责任。关于租借物资，宋子文坚持到华后应交中国政府处理，史迪威反对，赫尔利亦不赞成，乃拟在重庆设置美国委员会，中国代表亦可出席……史迪威坚持伊对所辖陆军，须有任免奖惩之权，至使用中共军队，只限于渡过目下难关，与抗日联军并肩作战，不使其与国军有冲突。”十二日，双方在下列事项上获初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