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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角逐003（第5页）

蒋介石下令山城各界人民倾城而出，拥上街头，欢迎威尔基的到来。展现在初到山城重庆的威尔基眼前的是：“男女成人和儿童，长须的绅士，有的戴着呢帽，有的戴瓜皮帽；挑夫，走卒，学生，抱着孩子的母亲，衣着有的讲究，有的褴褛——在我们车子缓缓驶向下榻的宾馆途中十一英里的道上，挤得人山人海。他们在嘉陵江的对岸恭候着，在重庆所有的山坡上……站在那里，笑，欢呼着，挥动着小小的纸制的美国和中国的国旗。”这一切人为的——必然是虚假的现象，使威尔基竟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在我所注视的面孔上，没有一点人为的或虚构的成分，他们看我是美国的一个代表以及友谊和即将到来的援助的一个具体希望的代表。那是一个群众善意的表现，而且它是人民中和情感中的单纯力量的动人表现，这个力量也就是中国民族最伟大的富源。

吾人从威尔基先生之言论中，深知其对于日寇所久蓄扰乱世界之野心与中国艰苦抗战之价值，有深切之理解，尤其对于吾国抗战建国之理想，有精到之认识，而其领导美国社会致力援华运动之热诚与成就，更使我立国精神共同之中美两大民族，增加感情上之密切联系。威尔基先生此来将亲见日寇五年余来在中国残暴破坏之遗迹，将亲见我中国军民坚忍不拔始终乐观之信心与决心，将亲见我中国在如何艰难状态中，努力充实战斗力量，与复兴建设工作，将亲见中国军民，如何为实现共同目标争取共同胜利而奋斗，并将使吾国人民，更深切了解美国政府与人民，对于战时工作一致努力之实况，而益加奋勉。

接着，蒋介石为展现中国军队的强大，在一个四周都是西式建筑的大型阅兵场上，为威尔基举行阅兵仪式。“参加检阅的权贵们衣着华贵，卫兵和警察都戴着白手套，受检部队排着整齐的方队，迈着不太标准的德军正步，从检阅台前通过，钢盔闪闪，枪尖如林。在方队的后面是坦克、装甲车和打着三角旗的骑兵部队。这是一支专供阅兵用的部队。贵宾还观看了成都军校数千名学员表演的激动人心的军事演习。他们把枪高高举过头顶，涉水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然后他们冒着硝烟炮火，穿过层层铁丝网，爬上一座山。”而威尔基竟然仅仅从这些做给他看的表演中，得出了如下结论：

中国举国上下，团结奋战，领导他们的是一批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将领；中国军队是一个由懂得为谁而战和如何作战的将士组成的有力的战斗集体。

漂亮的表面文章做完了，接下来就是“单兵教练”式的会谈。蒋介石趁热打铁，以自己所谓的军事之长纵论亚洲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中国在这片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单独抗击日军侵略长达五年多的战略作用，以及对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特殊贡献。这给威尔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事后，他著文写道：“蒋介石穿着中国长袍，显得庄重而又有学者风度”，“这位中国领袖的形象比传说中还要高大”。

蒋介石在扼要地追述了缅战失败的教训之后，遂又谈起未来中国战区抗击日军侵略应以空军打击为主，以陆军反击为辅的战略原则。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本人相信，在华空军尽早进攻实属可行。”蒋氏兜售完陈纳德的空中打击理论之后，突然把话锋一转，其矛头自然地对准了史迪威，毫不留情面地攻击史迪威坚持不懈地强调地面行动，“是一个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老朽，一个妨碍以空战制胜、在泥淖中费力前进的老顽固”。最后，他郑重说道：

威尔基在受命出访的前夕，就知道了史迪威和蒋介石闹得很僵，且又把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乃至于总统罗斯福都牵扯进去，只是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主导着美国参战的主攻方向，使得美国决定政策的军政两界的要人未能采取断然措施。不言而喻，威尔基此行是负有调查或调解这一矛盾的使命的。威尔基听了蒋介石这铮铮有声的介绍和论证之后，得出的结论比劳克林。居里还明确：史迪威的战略思想阻碍着中国战区反法西斯战争顺利进行。也就是在这一瞬间，资深权重的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的形象从他的脑海中浮现，迫使他不敢贸然答应蒋介石些什么。他沉吟片刻，非常策略地说道：

“委员长阁下，您可否把方才讲的战略思想说得再详细些呢？我回到美国，一定如实地向罗斯福总统报告。”

“我看，由驻华的美国将领讲这些问题，不更客观一些吗？”宋美龄示意蒋介石住口，微笑着代为答说。

这时的威尔基早已被宋美龄雍容华贵的仪态和风采折服了，他情不自禁地问道：

“夫人说得在理，但不知夫人讲的是哪一位驻华的美军将领？”

“陈纳德将军。”

威尔基和陈纳德虽同属共和党人，但并无政坛相识的渊源，只是由于“飞虎队”的威名播扬于海内外，威尔基始注意到这一夜之间成为英雄的陈纳德将军。威尔基一踏上中国的大地，就发现到处都在传扬陈纳德的英雄事迹，“陈纳德在中国竟成了家喻户晓和受人敬佩的英雄人物”。再者，他在美国就听说军政两界对陈纳德褒贬不一——陈纳德在赢得了政界同情的同时，却失掉了军界的支持。他决定当一个仲裁者——起码可以为罗斯福总统最后仲裁提供有力的佐证。为此，他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单独约见陈纳德。

陈纳德和史迪威的分歧点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由于陈纳德率领美国航空志愿队，以不满一百架飞机，在半年多时间内作战百余次，取得了击落敌机二百九十九架的辉煌战绩，使他越发坚信“空军制胜”的理论。他认为“取得了空中优势，就等于阻止了日军在地面的行动”，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只要有一百零五架新型战斗机、三十架中型和十二架重型轰炸机，并且不断得到补充，始终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就可以在六个月至多不超过一年的时间内，叫日本垮台。

史迪威则认为：空中力量应该是克敌制胜的武器，但绝不是打败日本的根本条件。收复缅甸，把上百万日本军队从中国大地上赶走，主要是靠陆军来完成。仅就后勤保障一项，没有陆路或海路通道，单凭空军运输也是难以完成的。就说飞机场吧，也必须有强大的陆军来保卫它。因此，史迪威乃至于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和空军司令阿纳德将军均反对陈纳德“空军制胜”的理论。

蒋介石希望打通滇缅公路以获取更多的租借物资，但他不愿为之付出太大的代价，更不愿让一个外国人染指他视为生命的军队。因此，史迪威的计划无法得到他的首肯和支持。与此相反，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只提出美国空军攻击日军的任务，而不要求中国军队承担什么重任，这就容易得到蒋的好感和赞同。同时，蒋介石也确实相信美国空军能有效地打击日军，加快对日战争的进程，给中国战场带来转机，从而减少中国军队的牺牲。在战争中，任何一方，即使在盟国之间也总是希望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损失，蒋介石当然不会例外。因此，出于依靠盟国打败日本以保存自己实力的总的战略考虑，蒋介石十分赞赏并积极支持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并以此作为反对和替代史迪威作战计划的王牌。

这样一来，在中国战区就形成了蒋介石联合陈纳德反对史迪威的格局。而蒋介石依据“以夷制夷”的策略，许给陈纳德的筹码是使他取代史迪威的位置。结果，陈纳德为了登上美国在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的宝座，不仅要设法击败对手史迪威，而且还要忠诚于中国的恩人蒋介石。

但是，按照美国军界的规定，陈纳德未经史迪威的批准是不能与威尔基正式见面的。“使陈纳德惊奇的是，尽管他感到史迪威对他没有好感，但史迪威还是批准他与威尔基会晤。史迪威告诉他，他可以与威尔基畅所欲言，甚至可以陪威尔基去重庆郊外的白市驿机场走走。在机场上，陈纳德威风凛凛地站在一排P—40型战斗机前，机头都画上了鲨鱼的图案。史迪威让他们两人在陈纳德的办公室里单独会晤了两个小时。”

诚如陈纳德的一位好友所说，“陈纳德从来都不是一个注意按指挥系统申述的人，即使在昔日的陆军航空队时也是如此。他认为，只要打赢战争的目的正当，什么手段都可使用”。陈纳德利用威尔基召见的良机，详细地论证了他的“空军制胜”理论。同时，他直言不讳地“对通过驼峰运输的物资姗姗来迟，对他认为的史迪威和比斯尔（已出任驻印的第十航空队司令）力求压制在中国的空战深感不满”。当然，他也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全面攻击了史迪威将军。他甚至举出缅战失利后史迪威拒绝乘坐飞机离开战场，被部属讥为“飞毛腿乔”的例子，作为史迪威不懂空军的有力证据。

先入为主，是造成偏听偏信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威尔基早已从蒋介石夫妇那里接受了对史迪威的论评，因而就更容易听信陈纳德将军的“空军制胜”理论。他毕竟仅仅是总统的私人代表，无权代表罗斯福支持陈纳德和反对史迪威，但既然他心存当仲裁者的本意，就决定要为这种“改变”尽力。他说道：

陈纳德认为实践自己“空军制胜”理论的良机到了，遂于当夜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长信。诚如美国史家所评说的那样，这封信“说得再差，也是经典之作”。为使读者全面了解这场争论的情况，现将这篇“经典之作”摘其要点如下：

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特使

温。威尔基先生：

您告诉我您是美国总统在军、政方面的直接代表。您命令我向您直接汇报一下在华与日本人进行军事作战的情况，我谨遵您所嘱，汇报如下：

一、日本会在中国被打败。

二、日本会被这样一支小小的空军打败，它在其他战区会被认为是可笑的。

三、我深信，只要我有全权指挥这样一支空军，我就能把日本人打垮。我相信我能拯救千千万万名美国军人和海员的生命，而美国将付出的代价很小。

四、我对我所说的是有信心的，这不是带着个人考虑说的。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基于下列事实：自从一九二三年以来我一直坚信日本会对美发动战争，我将自己军事生涯中最美好的年华用于研究这一问题；我任中国空军的非官方顾问已有五年之久，同时，我以此身份，对日作战也有五年之久……

五、我到中国……得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信任。如果说我有了他们的信任，这是因为我（一）已是一位常胜将军；（二）我从不对中国人说假话，我从不许诺去干那种我力不能及的事。

六、我现在深信，只要我拥有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且能使中国人变成美国持久的朋友。我相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美国一个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

七、军事任务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现在它被那些不灵活的、不合理的军事组织和不懂如何在中国进行空战的人复杂化了。

……

十三、然而，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应给我充分的作战自由，让我能直接与蒋委员长和中国部队打交道。我知道蒋委员长也希望我这样做。要是我在于航空志愿队工作期间后退一步，我就不会作出那么有信心的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