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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身养性 内外兼修超凡品质2（第1页）

一、修身养性：内外兼修，超凡品质（2）

曾国藩修身绝学

曾国藩的修身原则、恕道精神都是其内在修为的理论总结，也是在对先儒学习、体验、取法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平静之心，以静修身

在古代，圣人大家对修身养性中的“静”就十分注重，并有箴言教训流传于世。例如，孔子说“仁者静”，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

修身养性是完善自我的第一步。良好的修养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保障，也是人生有所成就的前提。圆满的人生和良好的品德是不可分的，唯有修养自己的品行，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和恒久的快乐。

在社会动**、战火连天的险恶环境里，曾国藩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这与他的修养关系密切。曾国藩是一个内心涌动着极大热情的刚烈之人，在使得他最初在静以修身的过程中有不少纠结，往往在动与静的牵引下左右徘徊。他每天坚持静坐来平息内心的躁动，认为“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他的这种做法使他得到很大的好处。翻阅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

面对嘈杂喧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想静就能静下来，的确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皈依，戒除**思奢欲，能在受**之前就大彻大悟，从而享受宁静安泰的至高境界。

曾国藩非常赞同借鉴前人，他能将古代先贤的人生智慧与精华融化到自己的思想中，通过反省自己以求得养心保身之法。中年过后，面对众多大事，他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从而使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以便从容应对扑面而来的时代浪潮。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正在老家为父亲守丧，朝廷命令其编练团练，用来抵抗太平军。那时的他在朝野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当他在众多的团练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时，朝中大臣都为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过人才华而惊叹，一介儒生竟然在军中龙腾虎跃，这怎不令众人百思不得其解并向他竖起大拇指呢?其实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抓住时机给自己充电，并且能在清静中立下大志有很大关系，这也体现了诸葛孔明所说的“宁静致远”。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勤奋苦读，博览群书，学业超群；中年率军打仗，屡败屡战，直到胜利；晚年勤政为官，编纂古籍，致力洋务，追求不息。他不仅具有百炼成钢的魄力，而且具有百折不挠的韧性，在追求事业的人生征途上能够始终保持坚不可摧的意志、矢志不移的进取精神和充沛精力。这正是因为他能将“养其身”与“有作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思想引领行动，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时代使命。

茫茫大千世界纷繁复杂，熙熙攘攘，这容易引起浮躁的心理。为了克浮止躁，曾国藩在“静”字上狠下功夫，他说：“治身不静则身危。”然而，这也需要有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像平常人一样不懂得如何保持内心清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在写给弟弟的书信中说：“应酬日繁，予以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可见心浮气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如何不断完善自己。

由于“静”字功夫欠缺，曾国藩也曾吃过大亏。他刚刚踏人社会的时候，由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懂得如何收敛自己，造成了很多不愉快。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前来做客，吃饭的时候，他与朋友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他跟这位朋友吵了起来，不欢而散。后来，曾国藩也承认自己过去无意中在人前流露出高傲不凡、咄咄逼人的神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而缺乏“静”字功夫。

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来到湖南衡州办团练，他经常指责别人的不是，与绿营兵勾心斗角，摩擦不断，与湖南官场开始貌合神离，后来分道扬镳，他还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明争暗斗，这些事情都把他推人尴尬艰难的困境，无意间为自己增加了更多的障碍。锋芒毕露、心气过高、性情过烈，必然会伤害太多人，给自己设置许多绊脚石，从而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陷阱。

咸丰三年（1853年），因团练刚刚建立，曾国藩不敢轻举妄动，皇上多次催促他出兵，他都陈述理由按兵不动。但经过一段时间招募训练，湘勇人数逐渐增长，多达万人，他就以为自己的力量强大了，以致失去了平静，仿佛已经稳操胜券，一切功名利禄将信手拈来，更显得有些心高气傲。其实，那时的他对太平天国的思想主张根本就不太清楚，对敌手的战术更是不甚了解。他熬了一宿亲自执笔的《讨粤匪檄》，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他由于对这个檄文不满意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讨粤匪檄》并没有直指太平天国的要害而重手出击，他绕开了太平天国的思想主张而大谈卫道保教，里面提到了“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等等，这些都不是太平军的致命点。与其说曾国藩不善于抓住对方的要害，不如说他事前不够心静，并没有潜心分析、仔细研究太平天国的战术战略和指导思想。

曾国藩当时不但不了解太平天国最有号召力的“蛊惑”究竟是什么，更不了解太平天国的军事布署，对沿途的军事要地也没深人研究，便带水陆两万湘勇迎兵出击，以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太平军设下的圈套。明明进了圈套，他还不知误入虎口，自以为旗开得胜，为轻易地得到了岳州城而洋洋自得。由于他放松警惕，甚至连夜间巡逻的人都不派出就高枕而眠，结果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由此亦可见平心静气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

曾国藩修身绝学

面对嘈杂喧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想静就能静下来，的确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皈依，戒除**思奢欲，能在受**之前就大彻大悟，从而享受宁静安泰的至高境界。

崇尚节俭，戒奢戒侈

“俭”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项美德。《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意思是说，节俭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来源，而奢侈则是所有恶行中最为严重的。这部先秦经典将“俭”字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上，充分地展示了节俭的重要意义。这种祟尚节俭的精神，在以后历代都受到推崇发扬，有的人从学理上阐发之，更多的人则是在行动中实践之。

曾国藩一生生活俭朴。他自己衣着朴素，布袍鞋袜，都是其夫人、媳妇所做。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即使是官至大学士，每次吃饭也仅一个荤菜，如果不是有客人来，从不增加。因此时人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指的就是“一荤”。一件衣服，平时舍不得穿，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服穿了30多年，到他去世时，还像新的一样。对此，他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其实，曾国藩的节俭的作风，是其家风影响的结果。他的父亲曾麟书虽是个穷教书先生，生活贫寒，却刚强自立，主要是凭借节俭的生活习惯。他在山村教育子弟，经常告诫曾国藩说：“俭约者不求人。”曾国藩两个友人的父亲、也都以此告诫。曾国藩认为，他们“交相毖勉，力求所以自立者，以图无忝所生。”曾国藩的生长、交游环境，使他培养了俭以自立的志气。

曾国藩作为同辈长男，从持家之始，就将“俭”字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他教育子侄说：‘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其中的“俭”字，又与“勤”字相关联，所以曾国藩常常将“勤”“俭”并举。不用奴婢和仆役，固然是为了少花钱，但更重要的目的却是为了培养家人亲自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的习惯。曾家的男子要亲自下地耕田，妇女更要亲自纺织。为儿子娶妻，也选勤俭之家，而不愿与官宦之家联姻，以免长奢惰之习。纪泽刚刚结婚，曾国藩就告诫儿子，要他引导媳妇织布做衣：“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而当时曾国藩已经是位尊权重的大军统帅、封疆大吏了。

清朝官吏的俸禄很低，尤其是在清初的时候，县官、知府每月薪银只有几两、十几两。许多人无以为生，只好借机克扣，导致了康熙晚年吏治腐败的局面。雍正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风气，设立养廉银制度，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员的俸禄，也缓解了贪污现象。但京官的俸禄仍然较低，特别是没有实权的翰林等闲职。因此许多人科举之后，一心希望散馆外放，得到肥缺。

曾国藩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在当时这是储才之处，预示着后来的飞黄腾达。但他一开始就面临着清贫的生活。他给家里写信说：“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庞大的开支。作为长男，他要寄钱孝敬父母，作为长兄，他要接济兄弟，作为一家之长，他要供养一家人。此外，官场应酬，更是不可缺少的开销。但一个闲职官员，又没有别的收入渠道，要想生活，只有自力更生了。曾国藩的交游圈子基本上是与他同时或前后考中的进土，也都是穷翰林。为了共渡艰难，他们经常互相拆借，彼此接济。但这毕竟不是根本的办法。曾国藩认识到，节俭才是惟一的良策。

其中吴廷栋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曾国藩以师礼事之，极为钦服，后来成为理学名臣。他的节俭，较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他所任都是京官清要之职，没有实权，俸禄微薄，他又从不贪取，以至他退休后，连一间完整的房子都没有，日食不给，他也处之晏然。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见他过于贫寒，中秋节时，带着300两银子，亲自去探望。询问他近来情况，吴廷栋说：“贫吾素也，不可干人。”意思是贫寒惯了，不愿打扰人，实际上则是以俭自强，不希望求助他人。曾国藩知其深意，竟没有敢将银子拿出来。曾国藩的旧交，大多如此。因此培养了一代自强的风气。

曾国藩为维持生计，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坚定了他自立自强的决心。他曾告诫曾纪泽：“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向别人借钱，低声下气，看人脸色，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强烈自尊心的人来说，是非常难堪的。

另外，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借人一回钱，就欠一份人情，不是简简单单还钱就能了结的。次数越多，心里的包袱越重，最后总觉难安。倘若持身节俭，偶尔一借，别人敬重，也会鼎力相助。但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很少有人愿意借给，会被人轻贱。用度奢，往往是欠债难还，债上加债，既失信于人，又进一步刺激了自己的物欲，不仅极大地破坏了个人形象，也将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所以，曾国藩的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积少成多，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富翁。他不爱钱，不敛钱，不聚钱，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1万多两银子，比一般士绅富户都不如。他的真正目的是使自己保持勤俭风气，更主要是为了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他经常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有余财则子女必趋于骄奢，只有保持节俭自立，才可成才：“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同时，曾国藩重视勤俭持家，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家是一个人事业的根基，治家与治国相通相关。不善治家者，必不能治天下。一个人即使再有能力，倘若家庭出了问题，也就如木拔其根，难以立足。曾国藩有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看法，他认为为官不是长久之计，而家庭则与一个人的一生相始终。所以，他认为治家比为官更重要。他曾经给自己的夫人写信告诫说：

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廉恭节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他曾专门给四弟写信，告诫他要节俭。节俭之法，是戒好动：“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他的告诫，简直不厌其烦。同治三年（1864）二月二十四日，他又在信中说：弟之勤为诸兄弟之最，“俭”字工夫，日来稍有长进否?诸住不知俭约者，弟常常训责之否?

曾国藩的节俭还表现在一些特殊的事情上。他认为，日常持家应当把一些零碎物件，如碎布、小纸片都要收集起来，以备使用。如他所言：“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积少成多，就会变废为宝。这样家里既显得整齐，又节省了财物，还养成勤动手、办事有条理的好习惯。

曾国藩从政治军，每件书信、文牍、奏章都要抄一副本，收藏在家中。早在成丰四年（1854）五月，他就对几位兄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