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没有来。
至少对查尔斯·c·凯普莱特而言,那个平安夜在杯中瞥见的,被命名为“春天”的愿景,在1881年的头几周里,依旧蛰伏在伦敦厚重阴沉的雾靄与严寒之下,遥不可及。
在贝克街221b的阁楼里,查尔斯·c·凯普莱特的书桌上,某种不同的“季节”正在更迭。
自然界的春意没有来,来的是他笔下世界掀起的波澜,正將新的压力与机遇,如同混杂著冰雹的急雨,一股脑倾泻在他本就单薄的肩头。
首先掀起波澜的是“m。m。蒙太古”。
《无人生还》在《小伙子》上的连载甫一开始,那封闭的孤岛、诡譎的童谣、接二连三的死亡以及人人怀揣秘密的设定,便如同投入维多利亚时代阅读市场的一颗浴球,“呲呲”转著圈地放大自己的存在感。
杂誌销量有了可观的提升,读者来信塞满了编辑部,纷纷追问后续与凶手真身。
“蒙太古”这个名字,连同他那神秘莫测的背景,迅速成了伦敦通俗文学圈的新晋话题。
嗅觉灵敏的其他杂誌和出版社闻风而动。
查尔斯开始收到一些试探性的信件,有的来自《伦敦画报》这类同样面向大眾的刊物,有的来自规模小些但稿酬出手更大方的通俗小说周刊,內容大同小异:
询问“蒙太古先生”是否有意向为他们撰稿,题材不限,但暗示如果是类似《无人生还》风格的侦探悬疑作品將备受青睞,稿酬標准“可谈”,且往往附有“急需稿件”、“盼速回復”的字样。
这些约稿意味著更高,有时甚至是翻倍的稿酬,但同时也意味著更紧迫的交稿期限,以及可能更商业化的內容要求。
查尔斯將那些印著不同抬头的信纸在桌上摊开,像审视一副复杂棋局。
每一封信后面,都是一个可以填充牛津学费窟窿的格子,但每一步也都需要他耗费本就稀缺的时间与心力去落子。他必须谨慎选择,平衡收入、精力消耗以及对自己不同“笔名”品牌的长期规划。
就在他於“蒙太古”的盛名与稿约间权衡时,另一封期待已久,却几乎让他不敢再抱希望的信,终於经由《蓓尔美街报》,送到了他的手中。
是詹姆斯·亨利编辑的亲笔。
信的开头是公式化的问候,隨即切入正题。亨利编辑以他一贯审慎而清晰的笔调写道,报社內部经过数轮激烈討论,最终达成了一个颇为大胆的决定:
他们並没有打算在报纸上连载这篇小说,而是提议与查尔斯合作,將其出版成独立的单行本。
“这无疑是一次冒险,凯普莱特先生。”亨利在信中坦言。
“您故事中蕴含的思想衝击力,以及对科学伦理堪称拷问的语句,在报纸专栏的框架下显得过於独特,也过於沉重了。
“然而,正是这种独特与沉重,让我们看到了它作为一部独立作品可能具备的独特价值。”
但机会伴隨著严苛的条件。亨利提出,出版前必须对稿件进行“大幅修改”:
部分过於直白血腥的解剖与改造描写需要缓和;某些涉及宗教褻瀆嫌疑的对话需要调整或刪除;兽人痛苦与挣扎的某些段落被认为“可能引发普通读者强烈不適”,建议简化。
而整个故事的结尾,那股瀰漫不散的绝望与虚无,最好能加入一丝“指向人性反思或未来希望的光亮”。
信的末尾,亨利笔锋一转,语气变得更为私人化:
“另外,请允许我以一个长辈兼朋友的身份多说几句。我注意到近期一些报刊上针对您,特別是针对您那首诗的某些不友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