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艰难地推进《莫罗博士的岛》的开篇,反覆斟酌敘述的语感和时代细节,进展缓慢但进步著实明显。
他的身体在规律的作息、营养的食物,以及暂时摆脱了生存危机的些许心安中,似乎有了一丝微弱的好转。
剧烈的咳嗽发作减少了,虽然面色依旧苍白消瘦,但眼底那抹深重的青黑色淡了些许。他自己也能感觉到,爬楼梯时胸腔的压迫感不再像最初那样令人窒息。
午后到傍晚,是221b最可能“营业”的时间。諮询侦探的客户们——各色人等,从焦虑的贵族、受骗的商人、到困惑的牧师、乃至面色惶惑的平民——会按响门铃。
哈德森太太会先接待,通报名姓或转达来访者的意图,然后引导至二楼起居室。
查尔斯並非有意窥探,但阁楼的寂静和单薄的楼板,使得楼下的对话常常模糊可闻。
他逐渐能分辨出不同类型的访客:那带著哭腔的女声多半涉及情感或失踪亲人;急促而愤怒的男声常与钱財被骗有关;畏畏缩缩又言辞闪烁的,则可能身负不愿为人知的秘密。
福尔摩斯应对他们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时而尖锐犀利,直指要害;时而耐心如倾听者,引导敘述;时而又会表现出一种近乎戏剧化的激昂,以调动对方的情绪。
查尔斯从未被正式邀请参与任何諮询,但作为室友,他被动地接触到了这个行当的边缘。偶尔在楼梯相遇,他能瞥见客户离去时或释然,或更加沉重的背影。
有时在共用起居室时,华生会忍不住感慨几句刚刚结束的会面,抱怨某个委託人的愚蠢,或讚嘆福尔摩斯从一枚纽扣、一点泥渍中推理出惊人事实的能力。
“简直像魔术,凯普莱特!”华生有一次在晚餐后激动地说,他们刚送走一位差点因偽造的遗嘱而失去遗產的年轻女士。
“福尔摩斯只看了她带来的那封可疑信件五分钟,就指出了三个只有伦敦东区特定印刷作坊才有的油墨和纸张特徵,以及写信人是个左撇子、並且最近患有严重鼻炎的结论!那可怜的姑娘差点晕过去,当然,是因为高兴。”他兴高采烈道。
这位好医生不仅是个热情的室友,更逐渐显露出他作为“记录者”的潜质。
晚上在起居室,华生会就著煤气灯的光芒,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你看,凯普莱特,”当天华生兴致勃勃地把笔记本推给查尔斯看,“我把那个案子的核心矛盾这样写下来,是不是比乾巴巴的票据要有趣些?当然,我隱去了真实姓名和地址信息。”
“非常棒,华生,”查尔斯由衷道,他慢慢阅读了一遍,然后又读了一遍。心中有点捨不得这份名人手稿。
“你有一种让事实自己说话的本领,而且善於捕捉人物的特点。”他说。
这並非恭维。
华生或许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简洁有力的风格,但他对细节的忠实记录和朴实无华的敘述,以及人性的温情,已经透过字里行间得以展示。
“你真的这么认为?”华生很高兴,像得到了老师表扬的学生,“比起你那些奇妙的科学构想,这实在不算什么。不过,记录下来確实有助於理清思路,我觉得对福尔摩斯也有帮助——他有时想得太快,说出来就忘了,我记下来,他还能回头看看有没有遗漏。”
“当然!他会感谢你的——我也很高兴,能看到如此精彩的作品!”查尔斯道,“伦敦市民有福了。”
两个人对视一下,笑了起来。
在这个时代,有这样一群朋友,似乎也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