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

一从小说月报和中学国文教科书等看她字的社会化认同（第1页）

一、从《小说月报》和中学国文教科书等看“她”字的社会化认同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10年的文学刊物，堪称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的发表园地。而小说，又是新文学的主体形式之一，因此《小说月报》上面“她”字的书写实践，无疑带有某种程度的象征性和导向性。

1920年8月第11卷第8号上，《小说月报》所登载的翻译短篇小说《命与信》之中，已经开始使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她”字了。该刊第10号、11号、12号上，也都有“她”字的使用。不只是译作如此，原创的小说和剧本中也有使用。但这时，在《小说月报》发表作品的人仍有不区分第三人称男女性别的（如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代表的周瘦鹃），而作男女性别区分的作者中，使用“伊”字的人也不少。大体说来，该年内《小说月报》上“她”字与“伊”字的使用情况，可谓旗鼓相当。

1921年1月，在郑振铎的主持下，《小说月报》实现了改革，情形随之发生了明显变化。“她”和“伊”两字的使用都越来越普遍，其中“她”字出现的频率更是急剧加大。综观1921年全年，与“伊”字相比，“她”字占了绝对的优势，在两者的使用比率中居于90%以上。

从1921年1月、2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第2号开始，许多著名作家都采用了“她”字（其中绝大多数使用者以前又均曾采用过“伊”字），像冰心、许地山、瞿世英、沈泽民、郑振铎、沈雁冰（茅盾）［1］、王统照、耿济之、庐隐等，其中，尤其以冰心、庐隐、许地山、王统照等人使用为多。除了沈泽民等个别人略有反复之外，其他人此后在该刊上都基本保持了这种使用立场，并形成习惯。1921年内，只有鲁迅、周作人、叶绍钧（圣陶）、朱自清、周瘦鹃、汪静之、梁宗岱等几个名家，仍然坚持使用“伊”字。

从《小说月报》来看，朱自清放弃“伊”而改用“她”字，是从1922年4月在该刊上发表《台州杂诗》之二《灯光》一诗开始的［2］。在该诗里，朱自清写道：

那泱泱的黑暗中熠熠着的

一颗黄黄的灯光呵，

我将由你的熠熠里，

凝视她明媚的双眼。

叶圣陶放弃“伊”字而改用“她”字，则始于1922年7月他发表短篇小说《祖母的心》［3］。此外，1922年4月加入采用“她”字队伍的小说家，还有李劼人、王任叔等人。1923年5月，徐志摩开始在该刊发表诗文时，便已使用“她”字了。该年年底和1924年，梁实秋、张闻天、傅东华等人也分别在该刊使用了“她”字。

图29鲁迅1923年年底至1924年年初开始采用“她”字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最终采用“她”字，也发生在1923年年底和1924年年初。其中，周作人似稍早。1923年11月，周作人在《小说月报》翻译发表武者小路实笃的《某夫妇》（载该刊第14卷11号）时，便已正式改“伊”为“她”。其“译后附记”所署的日期为1923年7月17日，其中也使用了“她”字。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说，该演说稿次年年初发表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6期上（此刊具体出版时间不详［4］），其中已经使用了“她”字。在这篇揭示现代“新式”女性命运的具有认知标志性和象征性的文章中，鲁迅决定改用“她”字，实在是意味深长。以往，学界一般认为鲁迅放弃“伊”而改用“她”字，是从1924年3月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祝福》［5］开始（该小说自署的写作时间为1924年2月7日），在《祝福》中，鲁迅借助153个“她”字，成功地塑造了祥林嫂这个深受传统礼教和世俗社会文化迫害的妇女形象。这也是他成功塑造的第一个女性文学形象。1924年5月，鲁迅在《小说月报》第15卷第5号发表小说《在酒楼上》，也使用了20多个“她”字。该短篇小说自署的写作时间为1924年2月16日。应该说，鲁迅先生开始正式使用“她”字的时间，是1923年年底和1924年年初，这一判断大体上是不错的。

图30在鲁迅小说中，1924年年初《祝福》对“她”字的正式采用，塑造了不朽的女性文学形象“祥林嫂”。这里是原载于《东方杂志》的原文片段

关于鲁迅与“她”字的早期关系，还有一件有趣的笔墨官司值得在此穿插记述。1925年2月4日，有位笔名叫潜源的先生不满鲁迅在《京报副刊》上所发表的《咬文嚼字》一文中对翻译界一些“毛病”的讽刺，以为小题大做，不免过头。如认为在翻译西文的过程中，遇到外国女子的姓名，便专门“加些草头，女旁，丝旁”来对译，实不必如鲁迅所批评的那样，乃是“受到传统思想束缚”的结果，只不过是“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罢了。此文题为《咬嚼之乏味》。文中辩解道：“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子名，既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则其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可知。糟就糟在我不该在‘想’字上面加个‘常’字，于是鲁迅先生说，‘常想就是束缚’。‘常想’真是束缚吗？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吗？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假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数年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特为‘创’出一个‘她’字来代表女人，比‘想’出‘轻靓艳丽’的字眼来译女人的姓氏，不更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麻烦吗？然而鲁迅先生对于用‘她’字却没有讽过。”这位作者还不满意《京报副刊》的主持人孙伏园称其为“簇新青年”，以为是挖苦，并反讽说：“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说用‘她’字来代表女性，是中国新文学界最堕落的现象，而加以‘讽刺’呢。因为非是不足以表现‘主张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现‘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6］

一个星期之内，敏锐的鲁迅先生即写成《咬嚼未始“乏味”》一文，以幽默加犀利的笔触给以回击。他写道：

一、原文云：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别加上小巧的人工，于无须区别的也多加区别者，又作别论。从前独将女人缠足穿耳，也可以说不过是区别；现在禁止女人剪发，也不过是区别，偏要逼她头上多加些‘丝苔’而已。

二、原文云：却于她字没有讽过。答曰：那是译she的，并非无风作浪。即不然，我也并无遍讽一切的责任，也不觉得有要讽草头丝旁，必须从讽她字开头的道理。

三、原文云：‘常想’真是‘传统思想的束缚’么？答曰：是的，因为‘性意识’强。这是严分男女的国度里必有的现象，一时颇不容易脱体的，所以正是传统思想的束缚。

……［7］

从上述鲁迅与潜源的“笔仗”中，除了可以明见他本人对于“她”字的态度之外，也能集中窥见当时中国“她”字的创生、传统“性意识”和“男女平等”观念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8］

就《小说月报》来看，1924年之后，还坚持使用“伊”字来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著名作家已经很是少见。梁宗岱在1925年时，也终于改“伊”字为“她”字了［9］。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这些重要现代作家和文化人之外，当时基本不在《小说月报》发表作品的胡适的态度也不能不提到。大约从1922年起，胡适就已经开始使用“她”字［10］，此后两三年间，虽有时仍然使用“伊”字，但“她”字的使用显然逐渐增多，1924年年底以后，“她”字在他那里已基本战胜“伊”字。这与鲁迅等人的改变大体同时。

另外，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那些名扬天下的女性作家的态度。冰心、庐隐无疑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女作家。她们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小说数量极多，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从1921年年初开始，她们就大量地使用着“她”和“她们”这些新生的女性代名词。不仅如此，该刊的其他女性作家（当时一般标明“某某女士”）也大多乐于使用这些女性新代词符号，全然没有前述《妇女共鸣》杂志那般从事妇女运动者所具有的，认为“她”字带有“女性非人”意味的一类褊狭敏感。比冰心、庐隐稍晚成名的石评梅、冯沅君等女作家，也均属“她”字的热心书写者。冯沅君从1923年秋开始刚从事写作时，即惯用“她”字；石评梅在1922年年初之时，已喜欢大量使用“她”字，随后两年，甚至在诗文的标题中对“她”字的使用也已屡见不鲜。［11］陈衡哲1924年前后也较多使用了“她”字。［12］通过这些新代词符号的熟练书写，这些女性作家借以自由抒发女性特有的思想情感、社会关怀，张扬着新时代勃发的女性主体意识。

如果说《小说月报》等新式文艺报刊中的有关使用情况和著名作家的态度，反映了趋新阵营的时代动向，那么一般社会性报刊中“她”字的使用、教育界的有关规定和中学国语教科书的使用情形，相关词典的收录等，则可更多地体现其社会化的接受与认同程度。

1923年夏，中国“通俗音乐之父”黎锦晖为“她”字的社会化传播，也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他在自己主编、曾在中国儿童教育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专门为儿童所创作、供传播和普及关于第三人称单数代词这一语言知识之用的通俗儿童歌曲《他、她、牠》一首，成为当时促进“她”字社会化认同的一个非常积极的手段。

该歌曲为G调。歌词如下：

（一）张村有位老人家，他名叫马大麻，马大麻，马大麻，马大麻、马大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