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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3页）

他们又遇见一个警察，戴维斯先生向他招了招手。同戴维斯先生一起走的人始终一声不响。戴维斯先生想：这个年轻人非常腼腆，不习惯同我这样的大人物一起走路。这个想法使他原谅了年轻人的粗鲁无礼，甚至他对自己的不信任（戴维斯先生对这点本来就非常气愤）多半也出于年轻无知。因为早餐的腰子和火腿烧得都非常好，因为他给了贵族出身的梅迪欧小姐一点儿颜色看，因为他同一个有才华的姑娘定了约会，也因为这时莱文的尸体一定躺在停尸房的冰冷的石板上。因为所有这些事，戴维斯先生情绪非常高，对人也就特别和气。他拼命找一些话和这个年轻人闲扯，想打消他的局促不安。他说：“新手术室开幕的那天你们演出的那个节目很精彩。”他看了看那人细瘦的手腕，“你会不会就是那个装扮女孩子的学生，还唱了一支胡闹的歌？”在转进制革街的时候，戴维斯先生想起了那首歌词，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无论是在喝葡萄酒的时候，在俱乐部里，或是同熟人在一起，戴维斯先生只要一想起那些只能跟男性讲的粗俗的笑话，就要大笑一通，连他自己也数不清笑过多少回了。“简直要把我乐死了。”他把一只手搭在同伴的胳膊上，走进钢铁公司的玻璃门。

一个陌生人从墙角后边走出来，问讯处柜台后面一个办事员提高嗓子对他说：“没事儿。这是戴维斯先生。”

“怎么回事？”戴维斯先生一本正经地厉声问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营地，马上就端起架子来了。

便衣侦探说：“我们的眼睛得睁着点儿。”

“莱文？”戴维斯先生尖声问道。那人点了点头。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把他放跑了？真是一群饭桶……”

侦探说：“您用不着害怕。只要他一露面，我们马上就把他抓起来。这回他绝对逃不掉了。”

“但是你干吗要到这儿来？”戴维斯先生说，“你在这儿等着……”

“这是命令。”那人说。

“你告诉马尔库斯爵士了吗？”

“他知道了。”

戴维斯先生一下子感觉自己非常疲倦，好像顿时变得老态龙钟了。他厉声对自己的同伴说：“跟我来，我把钱给你。我没有时间跟你浪费。”他拖着两只脚，有气无力地穿过一条用发亮的黑色合成材料铺面的过道，走向玻璃电梯间。戴着防毒面具的人也跟在他后面，穿过过道，走进电梯。电梯平稳地缓缓上升，这两人关在里面，就像鸟笼里两只亲密相依的小鸟。大厦一层又一层地被甩在下面，一个穿黑衣服的办事员正在办一桩神秘的差事，东奔西走，需要不少主办人签名；一个女职员捧着一叠卷宗，站在一间门还没有打开的办公室外边，嘴里念念叨叨，正在准备如何回答上司；一个送信的小孩脑袋上顶着一捆新铅笔，一边走一边玩儿。最后，电梯在一层空无一人的楼道上停住。

戴维斯先生有一件心事，他走得很慢，轻轻地扭动自己办公室的门把手，倒仿佛害怕屋子里有人等着他似的。但是他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通向套间的门开了，一个有着蓬松的金黄头发、戴着角质镜框眼镜的年轻女人招呼了一声“威利”，但是在看到还有一个生人在场时，她马上又改口说：“戴维斯先生，马尔库斯爵士在找你。”

“知道了，康奈特小姐，”戴维斯先生说，“你可以给我找一份火车时刻表来吗？”

“你要走——马上就走？”

戴维斯先生犹豫了一会儿。“查一查到伦敦的车次——下午的。”

“好的，戴维斯先生。”康奈特小姐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屋子里又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戴维斯先生打了个寒战，他把电灯打开。戴着防毒面具的人问了一句话，他那闷声闷气的声音似乎叫戴维斯先生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你是不是害怕什么？”那人问道。

“城里有一个疯子。”戴维斯先生说。他的神经非常紧张，倾听着走廊上任何响动：脚步声、电话铃响……刚才他实在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下午”两个字的。按照他的本意，他真希望立刻就离开诺维治市，而且走得越远越好。墙壁后边，一台倒垃圾用的小升降梯咯吱地响了一下，吓得他打了个哆嗦。他走过去把倒垃圾的小门上了锁。只有把每一扇门都锁上，严严实实地关在这间熟悉的办公室里，他才感到安全。这间屋子里的东西是他每日看惯的：写字台、转椅、摆着两只酒杯和一瓶葡萄酒的玻璃柜、书架、书架上放着的几本有关钢铁的科技书、一本《维台克年鉴》、一本《当代名人传》和一本《东方宠姬》。看着这些东西比去想楼下的侦探叫他心情舒服多了。他仔细打量着身边的这些杂物，倒好像第一次才发现它们似的，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这间小屋子能够给他这么多平静和舒适。墙后的小升降台绞绳又咯咯吱吱地响了一下，戴维斯先生第二次打了个哆嗦。他把双层玻璃窗关好，气呼呼地叨咕了一句：“叫马尔库斯爵士等会儿吧。”

“谁是马尔库斯爵士？”

“我的老板。”通向他的女秘书的一扇门还开着，戴维斯先生有些不安，会不会有人从那边进来。现在一点儿也不忙了，他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办，需要有个人陪着他。他说：“你没有事吧？把那玩意儿摘掉，戴着它多闷啊。来，咱们喝杯葡萄酒。”在走向玻璃柜的时候，他顺手把女秘书的门关上，上好锁。他长吁了口气，从玻璃柜里取出酒瓶和酒杯。“现在真的没有别人了，我想跟你说说我这打嗝的毛病。”他满满地斟了两杯酒，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手却不住地颤抖，葡萄酒洒了一桌子。他说：“每次都是吃过饭以后……”

那闷声闷气的声音说：“钱……”

“真的，”戴维斯先生说，“你这人太没礼貌了。你怎么能不相信我？我是戴维斯。”他走到写字台前边，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两张五镑的钞票递过去。“记着，”他说，“我可要你们的会计开一张正式收据来。”

那人把钱装在口袋里。他的手放在口袋里没有拿出来。他说：“这不会也是偷来的吧？”戴维斯先生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一幅图景：里昂街的角屋冷饮店、阿尔卑斯雪糕、一个杀人犯坐在桌子对面给你讲他如何杀死一个老妇人的事。戴维斯尖叫了一声，没能说出什么话来，只是一声哀求饶命的呼喊，像一个上了麻药的人在手术刀划破肉皮时发出的一声毫无意义的叫声。他惊慌失措地向屋子的另一头跑去，一把攥住套间的门把手，使劲扭动。他像是一个身体被阵地前沿铁丝网钩住的士兵，左冲右突，却怎么也挣扎不出来。

“过来吧，”莱文说，“那扇门你已经锁上了。”

戴维斯先生回到自己的写字台前边。他的两腿一软，扑通一声坐在纸篓旁。“我生病了，”他说，“你不会杀死一个病人的。”这个主意好像给了他一线希望。他使劲打着嗝，叫对方知道自己确实病得厉害。

“我先不杀你。”莱文说，“也许我会饶了你的命，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按照我的话做。这个马尔库斯爵士，他是你的老板？”

“他年纪很老了。”戴维斯先生辩解说。他坐在纸篓旁边哀声痛哭起来。

“他有事找你，”莱文说，“咱们一起去吧。”接着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呢。把你们两个一起找到。真是太巧了，我简直都不敢相信了。起来，起来！”他气冲冲地命令瘫软在地板上的这一团肥肉。

戴维斯先生在前面带路。康奈特小姐从过道另一端迎面走来，拿着一个纸片。“我查好车次了，戴维斯先生，”她说，“最合适的一趟是三点零五分的。两点零七分的太慢了，比三点零五分的早到不了十分钟。还有一趟是五点十分的，剩下的就都是夜间开的了。”

“放在我桌子上吧。”戴维斯先生说。他站在豪华的近代化的楼道上磨磨蹭蹭，不肯离开康奈特小姐，好像要和一千种东西告别：他的财富、他的权势、他舒适优裕的生活，只要给他机会的话，他都要和它们告别，甚至对那些“姑娘们”他也想说几句温存话，这还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呢。“好，你把它放在我桌子上吧。”他拖延着不肯迈腿。莱文一声不吭地站在他后边，手插在衣袋里。康奈特小姐发现他的脸色很不好，问道：“您不舒服吗，戴维斯先生？”

“我挺好。”戴维斯先生说。他像是一个深入蛮荒之地的探险家，在离开文明境界之前，觉得有必要留下一个标记。万一以后有人寻找他，那标记就会说：“向北”或“向西”可以找到我。戴维斯先生说：“我们到马尔库斯爵士那里去，梅。”

“他急着要找你呢。”康奈特小姐说。这时屋子里的电话铃响起来。“说不定又是他打来的。”她的高跟鞋一阵噔噔响，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戴维斯先生感到那只无情的手推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肘，叫他继续往前走，上电梯。他们又升上一层楼，当戴维斯先生打开电梯门的时候，又是一阵恶心。他很想干脆倒在地上，让枪弹从脊背后射进自己身体里。通向马尔库斯爵士房间的那段亮闪闪的楼道对戴维斯先生来说不啻摆在一个气喘吁吁的运动员面前的一英里长的跑道。

马尔库斯爵士正坐在他的轮椅上，膝头上摆着一张类似在**用餐的餐桌。他的贴身男仆正同他在一起。马尔库斯爵士的脸背着房门，但是他的仆人却一眼就看到戴维斯先生面无人色地走进来，身边还有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医学院学生。仆人感到非常吃惊。“是戴维斯吗？”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他掰了一块饼干，喝了一小口牛奶。马尔库斯爵士正在吃早餐，准备蓄积精力应付一天的事务。

“是的，爵士。”男仆说。他惊诧莫名地看着戴维斯先生病恹恹地从一尘不染的橡胶地板上走过来，他看起来需要有人搀扶，随时可能跌倒在地上。

“你出去吧。”马尔库斯爵士小声命令他的仆人说。

“是的，爵士。”但这时那个戴面具的人已经把门锁上了。男仆的脸上露出一丝又惊又喜的神色，一种又渴望又不敢相信的表情。是不是终于要发生点儿什么事了？终于要发生一件有异于推着轮椅在橡胶地板上走来走去，有异于给这个老而不死的人穿衣、脱衣（老人虚弱得连洗澡都不成，身上总带着一股臭味），有异于给他端热水、热牛奶和饼干的事了？

“你不出去还等什么？”马尔库斯爵士又低声说。

“靠墙站着。”莱文突然对仆人吆喝了一声。

戴维斯先生气急败坏地喊：“他拿着枪呢。快点儿听他的。”其实他用不着说这话。莱文的枪这时已经亮了出来，把三个人都罩在枪口下：男仆靠着墙，戴维斯先生哆嗦着站在屋子中间，马尔库斯爵士把轮椅转过来看着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