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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张献忠罗汝才部出川和攻克襄阳（第1页）

第六节张献忠、罗汝才部出川和攻克襄阳

崇祯十四年正月初四日，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从巴州起营，攻克通江县，取道达州，打算沿进川时的旧路东出湖广。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一面命令总兵猛如虎等加紧追击，一面连续九次檄调驻扎在湖广郧阳地区的左良玉部进川堵截。正月十三日，起义军进至开县黄侯城[37]时，被猛如虎所统官军追上。当时官军业已“人马困乏，多不能前”，有的将领主张休息待次日再战。猛如虎和参将刘士杰求功心切，认为好不容易才追上义军，如若耽搁一天起义军又走远了难免贻误战机。于是，不顾士卒疲惫，下令直前搏战。双方战况非常激烈。张献忠登高一望，见追上来的官军数量不多，没有后续部队，乃挥众冲杀而下，把官军包围在内。义军战士人人勇气百倍，呼声震天，冲锋直前。官军抵敌不住，乱成一团，参将刘士杰被击毙，猛如虎溃围脱逃，其子猛先捷、侄儿猛忠矢尽弦折，拔刀自刎。官军经过这场恶战之后，元气大损，再也无力追赶了。而奉调入川夹剿的左良玉却由于对杨嗣昌积恨甚深，对发来的九次檄令置若罔闻。待义军即将由四川东出湖广时，他竟拉起队伍开往陕西兴安，“若相避者”[38]。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顺利地出夔门（今奉节县）经巫山进入湖广。正月二十五日攻克兴山，杀官军守将吴国懋、知县刘定国。[39]东进至当阳县时，探得襄阳城内官军守备单薄，乃定计奇袭。张献忠亲自率领轻骑一日一夜奔驰二百里，到达襄阳附近，命部将率二十八骑伪装成官军，拿着缴获来的杨嗣昌调兵文书混入城内。[40]二月初四日夜半，埋伏在城内的义军将士放火为号，趁乱袭击驻防官军，城内顿时鸡飞狗走，鼎沸起来。天明以后，起义军主力一到，即占领了襄阳。明襄王朱翊铭被活捉。张献忠坐于襄王宫中殿上，给朱翊铭一杯酒，说道：“吾欲斩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41]把他拖到襄阳西城楼上处斩，又杀襄藩贵阳王朱常法等。义军打开监狱，救出了玛瑙山战役中被俘的军师潘独鳌和献忠妻妾。献忠下令没收襄王宫中的全部财产，“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42]。

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的出川和攻克襄阳，同不到一个月前李自成部义军攻克洛阳，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划时期的里程碑。它们标志着明廷组织的反革命围剿已经全盘破产，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转移到起义农民方面。那位显赫一时的督师、大学士杨嗣昌，这时也已经完全绝望。他在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哀鸣道：“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43]三月初一日，杨嗣昌死于湖广沙市徐家花园[44]，结束了他的反革命生涯。

农民起义的勃兴，在明廷内部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明廷官员如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吏部尚书李日宣、左都御史王道直等纷纷上疏，“极言枢辅之恶”[45]，要求追究杨嗣昌的责任。朱由检因为杨嗣昌是自己力排众议，特简夺情委以重任的，大小臣工的群起责难，有损他的“明主”形象。于是，他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进宫内，宣称：“杨嗣昌系朕简用，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接着他训斥上疏的臣工是“大家排斥，意欲沽名。……本该重治，尔等又说朕庇嗣昌，姑饶这一遭”[46]。廷臣们见皇帝护短，只好缄口不语。不久，杨嗣昌的死讯传来，朱由检接受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建议，任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替督师，起用因事下狱的原兵部尚书傅宗龙继任陕西三边总督，负责追剿农民起义军。此后虽多次易马，却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杨嗣昌那样得到朱由检的信任了。

[1]四川道御史卫周胤在崇祯十五年四月的奏疏中说：“剿饷原暂行一年，次岁又复催征二百八十万，吸尽百胜之膏血，实杨嗣昌流毒于天下也。”（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九七页）后来，钱肃乐在《论恢复疏》中说：“往者，辽事起而有辽饷，诏书有言，暂累吾民一年，已而为定倾矣；及剿寇而有剿饷，诏书如前，已而复为定额矣；杨嗣昌请抽练九边之兵以制虏灭寇，诏书复如前，已而复为定额矣。”（见《甬东正气集）卷一）

[2]《明通鉴》卷八六。

[3]从湖广巡抚宋一鹤的题本中可以看到，崇祯十三年湖广各郡县都已着手裁练，题本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地方上遵命裁练的情况。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八三至八六页。

[4]《明通鉴》卷八六。

[5]明亡前夕，大学士蒋德璟在一次召对时说：“既有旧饷五百万、薪饷九百余万（指崇祯三年增加的辽饷和十年加派的剿饷），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当时部、科难辞责。且所练兵马安在？蓟督抽练兵四万五千，今止三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抽练一万，今止二三百。若山（山海关）、永（永平）兵七万八千，蓟（蓟州）、密（密云）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宣府）大（大同）、山西兵，陕西三边兵各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将原额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未练，徒增七百三十万之饷耳。民安得不困？”朱由检听得刺耳，大发脾气。蒋德璟退出后上疏重申自己的意见：“臣因近日边臣每言兵马，皆以抽练之说或数千或数百，抵塞明旨，而全镇新旧饷兵马数万概不言及。是因有练饷而兵马反少也。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练饷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贼辄迎，甚至未见贼先迎。虽三饷并急，不止练饷，而练饷尤急。盖至外无兵，内无民，且并饷亦不能完，故追咎于议练饷之人。”（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中）孙承泽也说：“杨嗣昌在兵部议加剿饷一（当作二）百八十万，欲练兵十二万为剿贼之用。饷既加，陕、豫、江、楚报兵八万，然仍旧籍之兵也。又议加练饷七百余万，将宣、蓟边兵抽而练之，集成劲旅。营制纷纭，出彼入此，仍旧籍之兵也。剿不成剿，练不成练，而四海之困穷已甚矣。”（《春明梦余录》卷三五，《赋役》）

[6]《明通鉴》卷八六引给事中王家彦疏。

[7]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五，《赋役》。

[8]《三垣笔记·附识》卷中。

[9]《野老漫录》。

[10]杨嗣昌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密奏疏》，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1]杨嗣昌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密奏疏》《再奏疏》，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2]《平寇志》卷三，记张献忠重新起义的日期为六月初一日，又说七月初一日“献忠焚谷城，西走房县合曹操”。时间都不对。这里是根据王鳌永《抚郧疏稿》、《郝太仆褒忠录》以及《杨文弱先生集》，三书的作者都是当事人，应属可信。

[13]《平寇志》卷三。

[14]王鳌永：《抚郧疏稿》，崇祯十二年八月初二日题本《为塘报贼情事》。

[15]张任学原为御史，后改武职，任总兵。副将罗岱部即拨交他统率的军队。

[16]《明清史料》乙编，第九本，第八七七页。

[17]《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三，《戊寅六月八日召对》。

[18]《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五。

[19]《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四。

[20]朱由检亲笔题诗当时曾立碑文庙，现在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内还保存了一块（北京图书馆有拓片），诗后书“赐督师辅臣嗣昌，崇祯十二年九月”。有的书记载这首诗的文字略有出入，如首句中“今暂”二字作“暂借”，应以碑文为准。杨嗣昌到襄阳后竖起“盐梅上将”的大旗，他的直属标兵称为“上将营”，都是以这首“御制诗”做标榜。

[21]《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五；杨山松：《孤儿吁天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