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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中的香菇(第1页)

我生活中的香菇

举行葬礼时,最要紧的,往往是天气。

我听老人说过,好人的葬礼是要下雨的,那是老天为他的死去而感伤落泪。坏人葬礼时,晴空万里,那是老天对他的蔑视。大成市副市长易方兴的葬礼,就是青天白日。阳光灿烂,看不见阴影。按着这种说法推理,易方兴不是什么好人了。

死亡的气息逼近了。易市长是在指挥大成山扑灭山火,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心脏病发作猝死的。表面看,他是大英雄,可是,他害我的时候,谁知道啊?葬礼来了一些百姓,举着易市长的照片,打着标语。标语写着:“人民的好市长,一路走好!”看见这样的激赏,我感到了侮辱,带着刻骨的怨恨。他有那么好吗?他不是个好官,一切都是假象,我只能模糊地想象为道德的衰败。

我叫张立满,郊区的农民,香菇种植专业户。本来,我这身份跟当官的掺和不上,因为房屋拆迁,我被易副市长坑害了。我上访告状多年,吃苦,遭罪,还差点送了命。苍天有眼,状没有告成,他却自己死了,这就是恶有恶报吗?按理说,活人不把死人怪。道理是这么个道理,道可千变万化,而理是恒定之理。可是,我无法背叛自己,忘是忘不掉的。易方兴是个好官,打死我也不信,他就是个坏人,坏得离谱。尽管他死了,并不妨碍我记住仇恨。仇恨是有前因后果的,仇恨是不讲道理的。

遗体告别开始了。哀乐一响,我身上的细胞都绷紧了。人们佩戴着小白花,怀着崇敬和悲伤的心情往里移动。哭声骤起,哭声是起伏的,一波一波地传过来。我像被火烫了似的,受了传染,跟着哭了,热泪一下子盈满了眼窝,哭得东倒西歪。记者朝我这里咔咔地拍照。这帮狗记者,他们哪里知道,我这是高兴的泪水,泪水将我的脸冲出小道道。我三天没洗脸了,眼角都结着脏脏的东西。我不在乎,我真想放一挂鞭炮,庆贺一番。我听见有人发出虚伪的痛惜声。记者把话筒对准我,让我夸奖两句,我摸了摸头发和耳朵,只淡淡地说,我是养香菇的农民,就不再吭声了。此刻,风凝固了,日头到这也凝固了。

白色和黄色的花瓣飘落下来。颂歌一样的悼词,我一句都不想听。

我随着遗体告别人群缓缓走着,一路走一路呜呜地哭着。我把自己哭软了,险些变成一堆泥。我老婆春花没哭,她却咧嘴笑着,笑得脸缩成一团。她提醒我,不要哭了,那样会被鬼魂附体的。我倔倔地说,我就是要见易方兴的鬼魂。老婆瞪了我一眼,沉沉一叹,扭头继续看葬礼的热闹。呸!我狠狠啐了一口。仿佛看见了易方兴的鬼魂。其实,鬼魂没有形体,至少我没见过鬼魂的模样。太阳越来越毒,晒得我脑顶冒烟,鬼魂是不敢出来的。我的想法毫无掩饰,暴露在上午的阳光下。有人惊奇,我一个农民,与易方兴不沾亲不带故,为啥掺和进来了?除非就是对市长的敬仰了。

我恨易方兴,是他曾经带给了我无法活下去的黑暗。

一说到黑暗,我一下子就想到京郊昌平的“黑监狱”。心头就猛地一阵**。耳朵眼咔嚓碎响,眼前蚊子蝇子四下里飞,身子止不住打起摆子来。我恨哪,恨我咋就是一个农民呢,家里的房子咋就跟拆迁沾上边了呢,认得谁不好偏偏认得他了呢。要不,这辈子咱也住不进黑监狱呢。要说黑监狱,那得从我的一个仇人说起。

我住的村子叫七间房村。大清嘉庆年间建的村,当时就七户人家,一家盖了一间破草房子,七间房村因此而得名。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七间房村有了一百七十家了,村子还叫七间房。因为在大成市西郊,紧挨着,不到五里地就进城了,这几十年来咱过得跟城里人好像没差大样。差的也就是没住上高楼,冬天没使上暖气。守着几亩水浇地,整天土里来土里去的,不配穿好的,不配吃好的,浑身上下黑不溜秋的,往城里人堆里一扎,猫得再严实,也能叫人一眼认出来不是城里人。就这点,让我们这些农民心里头祖祖辈辈在城里人跟前说起话来,声音离地面越来越近。好在我有一双聪明劲不比城里孩子差的儿女,儿子叫张勇,闺女叫张瑾,他俩学习都不错,长得也不赖,都继承了我和老婆的优点。儿子在西安读研究生,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希望有一天,他出息了,我们做爹娘的跟着沾点光。闺女没考上大学,回家跟我种植香菇,我就不指望她了,早晚是婆家的人,出息不出息由她命吧。

我们七间房村的日子就跟那日头似的,红火火的,早上爬出来,快要黑天的时候落下去,还跟那花草似的,春起该开花的开花,该绿油油的绿油油,不富裕,也穷不到哪儿去,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家长里短,七嘴八舌,油盐酱醋,喂鸡喂鸭,都挺知足的。就是两年前夏天里的一个飘着小雨丝的前半晌,睡醒了觉的七间房村民们惊奇地发现,离村子不到十里地的东南角的上空飘起了好几个大气球,闺女跟我说,那是氢气球。那玩意儿我认得,开业庆典啥的大场合都飘。我就琢磨了,大氢气球下头能有啥大场合呢?

我骑着自行车跟着几个爱看热闹的老哥们儿,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大氢气球下头,看见这里有不少人,看上去都像是城里人。站在人堆老远的地方朝人堆张望的,都像是我们这些乡下人。我瞅见了一个高台子,好几米,我还上过这样的台子哩,村里有钱的大老丑他儿子娶媳妇,搭的就是这样的台子。结婚典礼完事后,我上了台子,再瞅村里人就是往下瞅了,谁都没我高。我瞅见台子上站了不少人,好像都是当官的。台子上头挂着红条幅,上头写着这样几个字:大成市工业园区奠基仪式。原来是这地方要起厂房高楼了。这个清静了多少年的田野就要热闹了,七间房也要热闹了,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如今这年月啥事都不好说,没个准头。

这天下半晌,我跟村民从园区建设基地看热闹回来,在村口碰见村主任邱满囤了。四十六岁的他骑着挎斗摩托车,挎斗里坐着他的老娘。他娘去年春天瘫在了炕上,满囤是个大孝子,只要有闲空就拉着他娘到处溜达。“主任下午好,娘俩这是上哪啊?一路顺风,哈,拜拜。”大老丑抢着跟满囤打招呼,点头哈腰的,还下午好,拜拜的,中不中,洋不洋的,都跟他那个在城里教英文的儿媳妇学的。我一看他这样心里头就犯恶心。二芒子没说话,只是朝满囤嘿嘿笑。我既没说话也没嘿嘿笑。乡里乡亲的,同庄住着几十年了,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打啥招呼啊,虚头巴脑的。

满囤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谁对他的态度是实诚的。这最好检验了,谁在你当主任之前咋对他现在还咋对你,那就是实诚的。大老丑不是实诚人,我都看出来了,他邱满囤要是硬是看不出来,那我就得说他是装的。二芒子跟我一样是实诚人。他跟谁都不爱说话,总是嘿嘿笑。我不笑也不说话,跟谁都这样。所以满囤礼节性地朝大老丑点了下头,再朝二芒子笑笑,看了我一眼,突突着摩托远去了。

掌灯时分,我见晚饭还没做好,刚要拔腿朝当街蹿,电话响了,正在跟她妈在厨房忙乎的闺女小瑾喊我:“爸,接电话。”我返身走到茶几前拿起话筒,儿子大勇在电话里说:“爸我得了一笔奖学金,我想投点小钱跟同学干点啥,你看中不?”我想想,说:“我看中,先操练操练,挣不挣钱是小事。”儿子挺高兴,说:“爸你真给力,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的,谢谢。”撂了电话往屋外走,我心里起了一股子自豪感,想自己上了大学的儿子真是长大了,知道想法子挣点钱减轻家里的负担了。忽然想起,忘了跟儿子说工业园区的事了,就返回身子想给他回拨一个电话,刚走两步又改变了主意,长途废话费,还是等着儿子哪天打来再说吧。儿子有张卡,不知道是啥卡,就知道用那个卡打长途省钱。

我刚一迈出院门口,正好看见满囤走着过去了。想听他分析一下工业园区的事,就张嘴喊住了他。“吃了没?”满囤龇了牙说:“吃了。”我又问:“干啥去这是?”满囤说:“上村部值班去。”我再问:“那工业园区在咱村子跟前,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满囤准是对这事早就寻思好了,想都没想张口就说:“当然是好事了。你看啊立满叔,这工业园区一落成,他得招商吧?没有工厂他还叫啥工业园区呢?有了工厂他得有工人吧?没工人咋干活生产呢?要工人他就得招工,招工他就得就近招,为啥?方便管理呗。”我抓住他的胳膊说:“我明白了,你是说将来咱们可以进园区当工人,是不?”满囤点点头说:“不光是这,最重要的是可以带动咱这儿的经济发展。小旅馆啊、小吃部啊啥的,对吧?”我一拍后脑勺,惊呼:“对呀,我咋就没往这方面琢磨哪,还是你这脑子灵,不愧是村主任哪。”吃晚饭的时候,我跟老婆合计,等将来工业园建成了,家里干点啥挣钱的买卖。小瑾说:“开一家小超市吧,柴米油盐酱醋茶香烟面包火腿肠啥的,挣钱。”我马上否定了:“不中,干那玩意儿利忒小,损耗也不小,整不好食品过期了吃坏了人肚子,挣点钱都不够赔人家医药费的。”老婆说:“要不咱开个小饭馆吧,利大,家常便饭,做工的肯定欢迎。”我想了想说:“开饭馆中,就是忒拴人,没早没晚的离不了人。”老婆瞥了我一眼,嘟囔说:“又想吃又怕烫嘴的,那就啥也别干算了。”我又寻思了一会儿,一拍桌子说:“豁出去了,那咱就开小饭馆吧,就算挣不了多少钱,咱三口子还能混个吃喝哪!”

可是,还没等我选好开小饭馆的地方,就听着一个惊人消息:工业园区要修通一条高架桥的道路,七间房村需要搬迁让路。我连忙去找满囤核实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在村部大院门口,迎面碰见二芒子了,我问他是不是也来找满囤试探真假的,他嘿嘿一笑:“别光听我的,你再进去问问吧。”我进了院,正见满囤陪着两个不认识的人从办公室出来,一边走一边说着话。满囤说:“两位领导放心吧,我一定好好配合你们做通村民的工作。”我闪开身子,看着那两个领导从我跟前过去了。等那两个人上车走了,我刚要跟满囤说话,他先说了:“立满叔,你来巧了,我正要在大喇叭里头喊你来哪。”我问:“啥事啊?听说咱村要搬迁?”满囤点点头说:“不是咱村,是你跟秋芬婶子、老欢爷一共十二家搬。”我问:“为啥就搬我们这十二家啊?”满囤说:“这条公路正好从你们这十二家中间穿过去,可不就你们搬呗。”我压低嗓音问他:“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满囤笑了说:“好事呗,不是白搬,政府要给补偿款的。”我一听有钱,忙问:“给多少啊?”满囤说:“这么说你同意搬迁了?哎呀那可太好了,我正还担心你带头不配合哪。这样立满叔,晚上我召集你们这十二家当家主事的开个会,会上我再宣布补偿款方案。”我乐颠颠地回家了。

老婆跟小瑾听说我家要搬迁,还给搬迁补偿款,小瑾当时就乐得蹦了高,连声喊:“天上掉了个大馅饼,我们家发财啦!”老婆没蹦高,也没乐,她问我:“住了百十来年老祖宗传下来的宅基地了,搬哪去啊?列祖列宗的能答应吧?”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说:“哎呀真是的,我还真没想那么多。对呀,咱不能说搬就搬哪,咱这宅基地是受法律保护的,谁也没权利随便叫咱搬哪。”小瑾说:“人家政府不是说了给补偿款吗?再说了,修路是大事,是为了园区建设,咱顶着不搬,那不是干扰破坏建设吗?”我瞪了她一眼说:“小孩子家懂个啥,咋叫干扰破坏建设了?政府是要讲理的,咋能叫老百姓吃亏呢?”老婆问:“他爸你啥意思啊?”我咬下嘴唇说:“咱跟政府多要点补偿款,不给合适了咱就拖着不搬。”老婆担忧地说:“不搬能中啊?”我说:“我家的房子我家的地,还说不算咋的,真是的。”

晚上八点多钟,满囤召集十二家当家的在村部会议室开会。我是第一个到的,满囤上茅房了,屋里就我一个人。屁股还没坐热哪,秋芬姐的老爷们儿大胖头就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进来了,往椅子上一撂大胖身子,椅子嘎巴嘎巴响。我扔给他一支烟,自个儿叼一支点着抽着。其他户主一个跟着一个地进来了,满囤系着腰带最后进屋,数数人脑袋,清清嗓子,说道:“咱们开会啦啊。”大伙安静下来,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满囤说:“今儿个招呼大伙来,啥事可能都知道了,那我就长话短说,闲言少叙。是这工业园要修路,正好从你们这些家中间穿过去,为了咱们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上级希望我们做出点牺牲,支持园区建设。当然,市场经济了嘛,不能叫大伙白支持。我就把相关的政策跟大伙叨咕叨咕。”

我跟在座的都一个心思,最关心补偿款的事。满囤说的我都听清楚了,房屋安置价格为成本价一平方米两千七百块钱,拆迁市场优惠价一平方米四千六百块钱,拆迁市场价正房是一平方米五千一百块钱。偏房是一平方米三千七百块钱。“大伙回家合计合计,看政府给的这个补偿方案满意不满意,有啥想法,可以找我说说,我再往上级哪反映反映。”满囤最后这样说。大伙相互议论着,听见大嗓门三明子嚷嚷说:“如今这市区房子都万儿八千块钱一平方米了,给咱还不到六千,这也差忒多啊。”不少人附和着。

一直没说话的我,悄悄在心里边合计着我家那块宅基地能换多少补偿款,满囤敲敲桌子面,说话了:“拆迁是一件大事,难度说小还真不小。拆迁户为了获取更大利益,抱怨现在,怀念过去,幻想着未来,想多争取点补偿款,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为了顺利拆迁,咱们乡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案,凡是涉及的民事、商事纠纷,法院一律开辟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审判,优先执行。另外哪,还专门设立了巡回法庭,抽调业务素质高的法官,在修路拆迁指挥部,专门负责审理拆迁工作中出现的民事、商事纠纷,坚持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做到速审速结。今儿个的会就开到这,大伙回去跟家里人合计去吧。上级说了,工期紧任务重,就给咱两天时间。第三天前半晌,人家工作组就挨家挨户丈量签搬迁协议了啊,千万别耽搁了啊。”

回到家,我把补偿方案跟老婆孩子说了,娘俩都惊得吐舌头,激动得涨红了脸,跟下蛋母鸡似的。老婆乐滋滋地说:“咱家这宅基地少说也有八十平方米,那可就是四十来万哪,啧啧,发了啊!”小瑾搂着她妈的脖子喊:“咱家也住楼房了,我哥娶嫂子的新房也有了哎!”听着娘俩嘎嘎乐的动静,我暗自盘算着小九九。照说这补偿款是不少,可要比起左邻右舍的可就不多了。就说秋芬家吧,前年她家在后院盖了一间小偏房,得有二十平方米,可以得六七万块钱哪;还有六得子家,他们家地下菜窖挖的比我家少说大十平方米,那就比我多得三万来块哪,跟他们一比我可就亏大发了啊。不中,我得跟满囤说说去,政府得考虑我这个实际情况。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满囤家。满囤听了我的想法,这么答复我的:“立满叔,人家是按实际存在丈量的,你家是少得拆迁款了,可谁叫你当初少盖房子没往大挖菜窖了呢?我可以向上头反映,不过你别抱啥希望,反映恐怕也是白反映,够呛。”我悻悻地回了家。

当天晚上,满囤来我家,跟我说那十一家工作都做好了,同意搬迁,明天就来人进院丈量。他劝我别想那么多了,把搬迁协议签了吧。我就是摇头不答应,他足足跟我说了半宿,咋说也没说通我。老婆跟小瑾见我嘟噜着脸子,也不敢言声,躲到了别的屋子。挂钟响了十二下,夜深的虫子叫唤声显得特别大。满囤连着打了几个哈欠,站起身,扭动着腰,对我说:“忒晚了,歇着吧叔,明个再说。”我说:“明个你甭来了,来了也白来。”满囤说:“那不中啊,有一户不签字的,我就是没完成任务,就跟上级交代不了。”我啐了口痰,说:“要不这么着,你批准我夜里头把菜窖挖大点,中不?”满囤瞪大了眼睛,嘴巴张着说不出话来。我说:“就这么办吧,明儿个我就签字。”满囤说:“这可是造假欺骗政府的行为啊,叔我可担不起这责任啊!”我来气了,吼了一声:“那我就是不签。爱咋咋地。”满囤叹了口气,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满囤又来了。我正从茅房里头出来,朝满囤翻了下眼皮,没吱声。满囤笑嘻嘻地搀住我的胳膊,说:“协议签了吧叔。”我一梗脖子,甩给他两个字:“不签。”满囤对着我身后说:“那上级问我,我咋说呀?”我头也不回地说:“就说我张立满不签。”满囤说:“我可就这么说了啊,叔。”我不再搭理他,进屋准备吃早饭了。老婆子看着我的脸色,小心地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朝她吼:“老娘们儿家少管!”

前半晌十点来钟,乡里工作组的人来了,一个姓赵的副乡长带队。他们进门就要跟我握手。我没伸胳膊,冷冷地看着他们。满囤指着瘦高个的青年人,对我说:“叔,你不认得赵乡长了?”我说:“谁说我不认得了,前些日子还来我家看香菇哪。”赵副乡长笑了:“我就说立满叔肯定不能不认得我了嘛。挺好的吧,叔?”我没好气地嘟囔了他一句:“小老百姓好啥好,净是吃亏的。”赵副乡长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放心,政府绝不会看着群众吃亏不管。有啥话您跟我说。”我说:“那好,跟你说。别人家凭啥比我家多得拆迁款?”赵副乡长说:“因为你家正房副房面积比其他家的小啊。”我说:“这不就是吃亏了吗?你们得给我家适当补偿点儿。”赵副乡长说:“立满叔啊,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上级是有政策规定的,我可没有带头违反的权利啊。”我瞪了他一眼说:“那你就别跟我往下唠这事了。”然后我就不说话了,任凭赵副乡长咋劝,我就是一声不吭。

下半晌,他们又来了。这次,他们连门都进不来了,前半晌他们前脚走,我就把门给关得严严实实的,还往门板上支了根棍子。任凭外面咋叫门,咋喊叔,我就是不理不睬。喊破了嗓子我也不理。老婆子害怕了,说:“得罪了乡长,往后可没咱家的好果子吃。”我反唇相讥说:“没得罪他的时候,你吃过几个好果子?”老婆子不言声了。

太阳光变淡了的时候,门又叫人敲响了。听见满囤喊:“叔,易副市长来了,快点开门哪。”我一听,心尖哆嗦了一下,市长来了?看样子这事闹大了。但很快我又镇定下来了,谁来我也不怕,共产党的天下,我就不信眼睁睁叫老百姓吃亏。老婆子攥住我的手,央求说:“我的爷,快开门吧,市长可是大官啊,再不开还不得给咱抓起来呀?”我吼:“凭啥抓人哪,这是我家,有权利不叫谁进来。”老婆子说:“兴许市长答应多给咱家点钱哪。”我听着有道理,就叫老婆子开了。

我在院子里侍弄香菇,看见一个矮胖的男人进了院子。他的身左身右身后都跟着人,有十几个,其中有赵副乡长。赵副乡长指着矮胖子对我说:“立满叔,这位是咱们市主管城建工作的易副市长。”矮胖子握住我的手,微微笑着说:“你好,张立满老哥,我叫易方兴。”我冷冷地说:“你来攻我这个山头来了吧?”易方兴哈哈笑着说:“说话真爽快,我就喜欢这种性格的人。”我递给他一个板凳,他坐下了。他递给我一支中华烟,我摇摇手没接。他把烟塞进我手里,掏出打火机要亲自给我点烟。我有点紧张,想躲没躲,等着他点着了,抽了一口,心怦怦乱跳。

事后我听满囤说,易方兴既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还有说服人的慢功夫。这话真是不假。就那天,他到了我家,先跟我聊起了家常,拆迁的事只字不提。他跟我说起我爷爷,说他曾经当过我们村的保长,背地里净给八路军游击队办事提供帮助了。我挺惊讶,这个易市长咋知道我这个小百姓的家史呢?易市长一口一个老张家庭是红色家庭,呵呵笑着,还挑挑大拇指。可我瞅着他的样子不像是真心夸我们老张家。我有一种预感,易市长待会儿就该说眼下拆迁的事了。他不说我也不说,就跟他东一瓢西一葫芦地闲扯应付着。

扯了半拉钟头,易市长脾气急躁,沉不住气,跟我聊起了拆迁的事。不过他没说我家拆迁,说起了张各庄的拆迁。他说张各庄有一户叫陈立春,他家院子里有一棵白玉兰树,已经长了二十二年了,有三层楼房那么高了。每年的春暖花开的时候,这棵大树就结满洁白洁白的玉兰花,像漫天飘舞的白雪,是张各庄一处美丽的风景,吸引不少村里和外村的人来陈家欣赏。这棵树是陈立春父亲活着的时候栽下的,当年就是一棵小树苗,在陈立春精心侍弄下长得可壮实了。一家人到现在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父亲站在树前,为它浇水施肥的情形,对这棵玉兰树怀着深厚的感情,看见它就像看见死去的亲人。

拆迁开始了,一家人搂抱着斑驳的树干,舍不得放手。要搬家了,临时租的房子,又没有适合这棵玉兰树生长的院落,将来回迁又没有它立足的地方,这可如何是好呢?动迁工作人员走进陈家,一眼就看到了这棵玉兰树,听了陈立春母亲讲了玉兰树的故事以后,决定为这棵树找一个临时住所,并且交给一个园艺师负责照料。两天后,玉兰树临时住所找到了,园艺师也安排好了。陈家人很高兴,可这棵树不好移栽,夹在前后房子中间,拆房时肯定被砸坏,搞不好是要伤害陈家人感情的啊!据陈母说,当年有人出两千元买这棵树都没舍得卖啊。一席话透射出老人对这棵树的深厚感情。可陈家人知道,拆迁是为了促进咱们大成市的经济发展,要顾全大局,移不出去就牺牲这棵树。易市长知道这件事后,要求工作组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这棵树安全地转移出去。张各庄的房屋都有一个特点:房顶是尖的,给房屋增添了高度,咋迁移出去呢?用吊车,高度达不到,运不出去。最后商定,平移出去,胡同窄,路过谁家就摘谁家的门框,左邻右舍都懂得陈家人的感情,纷纷主动摘除自家的门框,为迁移大树提供便利,陈家人对乡邻热心相助表达了敬意。为了防止大树断了根须出现意外死亡,陈家人老少齐上阵,在大树四周用镐头小心翼翼地刨坑。陈老太太亲自指挥家人刨坑,反复叮嘱家人小心谨慎,不要伤及大树。一家人围着玉兰树轮流干,顾不上休息,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快点把树移走,早一天开花,支持拆迁。他们刨得轻极了,好像生怕惊醒大树睡梦似的。经过三天的谨慎劳作,一个一米见方的树坑刨好了。一家人稍稍松了口气,一起动手剪掉了小部分枝杈,以免搬移时折断。然后,请来几个小伙子帮忙,工作人员和陈家人齐心协力平端起玉兰树,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硬是一点点地挪了出去。陈立春说,他当时抬着大树,真像抬着他父亲,心里充满复杂的情感。他说,母亲一直守护在玉兰树边上,嘴里轻声细语地说着啥,听不清,但可以肯定是说给父亲听的。

听完易市长聊的这个故事,我从心眼里头挺佩服陈家人的。是易市长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拍拍我的手背说:“我相信立满老兄的思想觉悟和陈家人一样高,一定会支持政府工作的,是吧老哥?”哦,原来在这等着我哪。这个姓易的挺会兜圈子的啊,跟我玩迂回战术哪。但人家毕竟是市里的大官,咱得给人家面子。我就说:“我当然支持政府经济建设了,可我支持政府,政府也得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不是吗,就说我家……”易方兴接过我的话头说:“我知道,你家地下菜窖比别人家的小,如果按实际丈量,要比别人家少拿几万补偿款,我说得对吧?”我说:“这菜窖是我储藏香菇用的,这一拆迁我这香菇咋整啊?”易方兴说:“我听明白了,老哥啊,你这是把拆迁当成一次致富的机会了啊!”这话我可不爱听,刚要反驳,看热闹的人群里头有人喊:“这是易市长,立满你胆子可真大,明目张胆跟政府对抗,无法无天啊?”这话显然刺激了我,我立刻脸红脖子粗地吼叫起来:“市长?啥市长?他不也是人吗,少拿市长压我!老子没犯法,谁我都不怕!”

易方兴的眉毛竖了起来:“这话可不对啊,我是不是市长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大家都要想明白拆迁修路究竟为的啥。”转身对我说,“老哥,我今天来你家,不是代表市政府来的!咱响鼓不用重锤儿,有话摆在桌面上!好好谈一谈!”他坐在我对面,要跟我唠嗑。我态度很强硬,就想横下一条心对抗下去了。我倔倔地扭着脖子不瞅他,只说了一句:“吃亏我就是不搬,更不签那个字。”易方兴笑出了声,一点没在乎我的态度。他仰起脸看着一串串豆粒大的小葡萄,说:“你这葡萄长势不错嘛,到秋天可得给我留点哦。你放心,我不白拿,按市场价给钱。”看得出,易方兴没指望今天能够说服我,他只是想找到打开我这把铁锁的钥匙。我哑着嗓子说:“易市长你甭跟我绕弯子说话了,反正我是骑在老虎背上的人了,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刁民,可我不是熊包软蛋!其实,我的条件很简单,你们拆我的房,就要跟你们要钱,菜窖的问题,不能有两个标准。”易方兴说:“关键是你家菜窖的面积不够!我们能多给你吗?这是有政策的!”我说:“政策还不是你们定的吗?你们要是不给我,胆敢强拆,我就死给你们看!我死都不怕,还怕啥?”

我听见四周围发出一片惊呼,还听见有人说:“妈呀,立满不想活啦!”“不怕狂不怕横就怕不要命的。”紧接着,我看见易方兴的脸色阴了下来,像要下雨。我还看见他眼睛里边闪过一丝不可捉摸的冷笑,听他说:“别拿死吓唬人,自焚,喝药,硬拼,这是一个大男人干的事吗?你死了又有啥用?只能让自己受害,亲人伤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害得子孙后代永远抬不起头来!老张,你是个老实人,好好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理儿!”我梗着脖子说:“我不这样看!死,也是你们逼的!”易方兴真的恼了,大声吼道:“你脑袋顶着蘑菇气还挺横,就冲你这么顶撞我,也得给你强拆喽!”说完生气地走了。赵副乡长慌张地说:“立满叔,可不要随便说话,有啥话心平气和地跟市长说嘛,市长都生气了。”我倔倔地说:“没啥可说的,不答应我的条件就是说出花来,说得公鸡下蛋鱼长毛我也不签字。”

跟我一直谈到黄昏。太阳慢慢地被堆积起来的灰黑色遮掩了,光线一点点暗下去了,好像哪个捣蛋孩子不小心把墨汁瓶弄洒了,天空上染了一层黑色。太阳的余晖反映到地面,那光线不再刺眼了,花呀,树呀,都染上了橘红的颜色。连我也成了橘红色了。沐浴在晚霞中的我,冷冷地斜视着易方兴。场面气氛显得有些尴尬。我故意要他尴尬的。赵副乡长好像并不尴尬,他竟然跟身边的人聊起利比亚卡扎菲来,他说无论哪一方是正义的,战争总归是不好的,应当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我听着是说给我听的,但我没有搭腔。我猜想,他心里头一定在琢磨,对付我这样的人,办法必须得重新想。

天黑下来了,赵副乡长终于要收场了。他站起身对我说:“老张大哥,你再好好想想,明天我还找你谈啊!”说完,握握我的手,朝院门口走。我把赵副乡长送出了家门。咋说人家也是乡领导,不送是说不过去的。赵副乡长是最后一个在我跟前转过身走的,临转身他攥攥我的手,好像要说句话的,最终没说出口。

早晨起来,我有个习惯,爱溜达出村沿着村西那条彩霞河溜达,直到感觉肚子饿了才打道回府。第二天早上,我刚溜达到河边,就听身后边有人叫我,扭头一看是易方兴。天麻麻亮,晨风呼啸着,在树梢上发出尖尖的声响。我看着易方兴,不知道说句啥好。易方兴说了声:“早啊老哥。”我唔了一声,转身想走开。他忽然一把攥住了我的手,悄声问:“张大哥,现在除了你我没有一个旁人,你跟我透个底,到底想干啥?”我愣了愣,沮丧地说:“市长,我委屈啊!”易方兴拍拍我的肩膀,说:“红色家庭的后代,为了咱们这的经济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委屈点就委屈点吧。”我瞥了他一眼:“凭啥,凭啥就得叫我受这个委屈嘛。”易方兴笑笑,说:“凭啥,凭你是红色家庭的后代。”我说:“你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不上这个当。”

易方兴看了我一眼,走到河边,一张脸因为失望拉得很长:“别这样,立满同志,政府对群众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你不能得寸进尺,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的。”我不爱听这话了,大声说:“我家的房子我家的院,我想搬就搬,不想搬就是不搬。”易方兴的眼睛冒出一股子凶光,他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了。我多少有点心虚,可还是跳着脚叫喊:“我委屈,委屈,我……我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他突然挥动胳膊走过来,使劲推了我一下,凶巴巴地吼叫:“你委屈,我比你还委屈呢!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刁民,我告诉你,你要再不答应,明天就强拆!”我吃惊得不敢相信自个儿的耳朵,眼前这个一脸凶相的人,还是昨天那个一副绅士模样的市长吗?我被他激怒了:“强拆,我就告你!咱光脚不怕你穿鞋的!”易方兴两手叉腰,吼:“张立满,我警告你,妨碍修路就是破坏经济建设,不但要强拆你的房子,老子还有权拘留你!”我也吼:“你吹牛×哪,老子不是吓大的。”我一边骂着,一边往他的跟前凑。忽然,他的秘书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冲过来使劲搡了我一下,我趔趄了一下,差点跌倒。等我站稳了,易方兴已经跟他秘书走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到了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耳朵边上老响着易方兴说过的那句话:“张立满,我警告你,妨碍修路就是破坏经济建设,不但要强拆你的房子,老子还有权拘留你!”老婆见我睡不着,知道我是为拆迁的事闹心,就扳着我的胳膊劝我:“胳膊拧不过大腿,要不咱就签字搬吧。”我一用劲甩开她的手,说:“老娘们儿家家的,你甭管。”老婆子叹了口气,躺回她那,陪着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在黑暗里头瞪着眼睛瞅着房梁胡思乱想。我就想,难道易方兴真的有强行拆掉我家房子的权利吗?难道他真的有权利拘留我吗?我不信,政府还讲不讲理了?我的房子是受法律保护的,政府岂能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强拆呢?我不同意你政府的补偿方案,你就拘留我叫我蹲牢房,这不是欺压老百姓吗?你易方兴给我拿出红头文件来,哪一条哪一款写着可以强拆,可以拘留不签字的百姓。拿不出来就是你打着政府的旗号胡作非为,老子要上访告你去,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这样寻思着,心底里有了底气,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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