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号,许愿一个人在家过生日。
妈妈走后,这间屋子变得很安静。客厅里的吊扇还和以前一样吱呀吱呀地转,但转得再响也没人嫌它吵了。
她给自己煮了碗面,清汤的,卧了一个荷包蛋。端到桌上之后她才想起忘记放盐。
她拿着盐罐子坐回桌前,把盐撒进碗里,搅了两下。筷子挑起来一缕面条,热气扑在脸上。她吃了一口,又吃了一口,然后放下筷子,去厨房拿了一个小碗给妈妈盛了一份,端到遗像前放好。筷子搁在碗沿上,和过年摆供一样整整齐齐。
“妈,今天我生日。”她站在遗像前,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你在那边有没有面吃。别省着,我这边都挺好的。”
遗像里妈妈笑着看她,和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
她回到餐桌前,把面吃完了。吃完之后她没起身,就坐在空荡荡的餐桌前面,对着那个空碗,双手合十,闭上眼睛。
让我每天都见到祝鹤吧。
她在心里把这句话念了两遍。以前许愿的时候她会觉得紧张,怕愿望落了空。今天她不紧张了──她只剩下这一个念想了。她把所有舍不得的东西都锁在这个愿望里,至于它落不落空,她不在乎。人总得有个念想。
她睁开眼,把空碗拿去厨房洗了。水龙头哗哗地响,她低着头,洗着洗着忽然说了一句“妈”,然后手顿了一下,把水龙头拧上了。厨房又安静下来。抽油烟机的管道里传来隔壁炒菜的动静,葱姜爆锅的香味从窗户缝里飘进来。她站在那里,把手在围裙上擦干,抬头看着天花板,看了很久。
一个月后,许愿收拾好了行李。
不多。一个行李箱,一个双肩包,鞋柜上那只歪脖子长颈鹿。她把长颈鹿拿起来看了看──脖子又歪了一点,比大一刚做完的时候更离谱了。她想了想,把它塞进了行李箱里。
曹淑杰从隔壁市专门来送她。她背着一个大托特包,往许愿手里塞了满满一袋零食。
“高铁三个小时就到了。到了给我发消息,别跟以前一样什么事都不说。”曹淑杰帮她把行李箱拎下台阶,放到出租车后备箱里。
“知道。”
“你到了海市人生地不熟的,先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你工作找好了对吧──审计是吧?审计加班多你注意别太拼。还有你那身体,换季的时候记得多穿点你太容易感冒了。”
许愿等她说完,伸手抱了她一下。曹淑杰愣了一下,然后收紧手臂,把许愿往怀里重重地按了一下。曹淑杰松开手时飞快地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表情迅速恢复成了平时那个大大咧咧的样子。
“行了行了别煽情了。走吧,车等着呢。”
许愿坐进车里,摇下车窗冲她挥了挥手。曹淑杰站在路边,也挥了挥手。出租车拐过街角,许愿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走。她把头靠在车窗玻璃上,看着窗外倒退的行道树,忽然想起大一那年冬天曹淑杰对她说的话──我觉得你总是一个人,挺心疼的。
她闭上眼睛。这些年她习惯了一个人,但从来都不是真的一个人。
海市比老家潮湿很多。许愿租了间小单间,在城东边一个老小区的一楼,窗外是小区花园,每天早上都有一群大爷在凉亭里下象棋。她花了一个周末把房子收拾干净,床单铺好,窗帘换了新的,歪脖子长颈鹿摆在床头柜上。她给它正了正脖子,但手一松它就歪回去了。
“歪就歪吧,”她对长颈鹿说,“这么多年你也习惯了。”
审计的工作很枯燥。每天早上八点半打卡,打开电脑开始翻凭证、对账、做底稿。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只有敲键盘的声音和复印机嗡嗡嗡的运作声。同事们人都还不错,就是不太熟——许愿本来就不是会主动社交的人,每天中午大家约饭,她大部分时候跟着去,偶尔一个人在工位上吃便当。
加班是常态。月底关账的时候她经常熬到整层楼只剩她一个工位还亮着灯,眼睛酸了就把眼镜摘下来揉揉鼻梁,然后继续对着Excel表格一格一格地核对。
她的带教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姓周,脾气很好但要求很严,一开始觉得她太安静了不太放心,后来发现她做事认真得可怕,每个数字都要核对两遍才开始做底稿。
有一次月底加班周组长走到她工位前放下一杯热牛奶,说小许你注意休息,你太拼了。许愿说谢谢周组长,继续低头看报表。周组长回了自己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又探头出来说了句“别叫组长了叫周哥就行”。
她租的房子离公司四站地铁,每天下班的时候天都黑了。从地铁站走回家那条路两边种着和老家一样的香樟树,晚上路灯一照,影子在地上拉得长长的。
她一个人走着,有时候会想起大学时每天骑车回家路过的那条香樟树小路,想起菜市场,想起妈妈靠在沙发上等她回来。然后她掏出手机,刷刷今天的娱乐新闻。
娱乐新闻里有祝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