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省城
晨光从东边漫过来的时候,三个人站在青溪镇汽车站的站牌下,各自背着各自的行李。
沈知白的行李最简单——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一件换洗的短褂、一把油纸伞、几本写满了笔记的簿子。桃木剑插在腰间,布袋挂在腰带上,袋里还剩三张黄纸符、两枚铜钱、和七魄灯最后一段灯芯。他的道袍洗过了,但袖口那道撕裂的裂缝还在,他没有缝,不是因为不会,而是因为没时间。青蓝色布料裂开的口子像一道细长的、苍白的伤口,露出他小臂上那些发光的符文。符文的亮度比三天前暗了一些,像一盏快要没油的灯,还在烧,但烧得不旺。
顾书鸿的行李最多——一个黑色的登机箱,一个双肩电脑包,一个装着笔记本和相机的单肩帆布包。他把三件行李整整齐齐地码在脚边,站得很直,像一棵被种在站牌下面的树。他的脸色比三天前好多了,嘴唇不干裂了,眼下的青黑淡了一大半,头发梳得很整齐,穿着一件新的米白色棉麻衬衫,袖口挽到小臂,手腕上戴着一块表盘很薄的、看不出牌子的手表。他看起来像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体面的、正常的年轻人。但他口袋里的那块白手帕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记录着某个人每一句话的文字,是他体面外表下藏着的、不足为外人道的、柔软的核。
宋知意的行李介于两者之间——一个深灰色的登山包,包身上挂着一只铜铃,铜铃用红绳系着,走起路来会发出清脆的、像风铃一样的声音。短剑背在身后,剑柄从右肩上露出三寸。她的头发还是扎成高马尾,用那根绣着白花的黑色发带束着。她的脸色、表情、站姿,和她第一天出现在平安镇卫生院门口时一模一样——冷静、克制、恰到好处。没有人知道她在过去的七十二小时里只睡了不到十二个小时,整理了一份涉及省城周边六个城市、十三个异常事件点的报告,并在凌晨三点的时候给她师父发了一封加密的传讯。传讯的内容很短,只有一句话:“师父,我在青溪镇看到了御兽门的人。不是青灵,是另一个。”
班车来了。不是来时那辆破旧的中巴车,而是一辆崭新的、带空调的金龙客车,车身是白色的,上面印着“鸿运客运”四个红色大字。这是从县城到省城的新线路,上个月刚开通的,一天三班,早中晚各一班。
顾书鸿先上了车,选了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把登机箱塞进头顶的行李架,电脑包放在脚边,单肩帆布包抱在怀里。他的手在帆布包的拉链上停了一下,犹豫了不到半秒,然后拉开拉链,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一个浅灰色的、带系绳的小布袋,袋口用红绳扎着,系了一个很紧的、结实的、像用尺子量过一样对称的蝴蝶结。他把小布袋放在旁边的座位上,占了那个位置。
沈知白上车,看到了那个小布袋,看到了顾书鸿看着窗外的侧脸,停顿了一下脚步。然后他走到倒数第一排坐下——不是倒数第二排,是倒数第一排,和顾书鸿隔着一个座位。他把包袱放在身边,桃木剑解下来搁在膝盖上,靠着车窗,闭上了眼睛。
宋知意最后上车。她在车厢中部找了个位置坐下,把登山包放在脚下,铜铃在包上晃了几下,发出几声细碎的、像碎冰碰撞的声音。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翻开,开始读。书的封面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一行白字——《中国方术考》。作者周正清。
车开了。青溪镇在车窗外慢慢后退,退得很快,像一页一页被翻过去的书。旅馆老板娘站在门口,围着围裙,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朝车子的方向挥了挥手,挥了很久,久到车子拐了个弯,她的人和她的抹布一起消失在山丘的另一边。
顾书鸿看着窗外闪过的风景——稻田、池塘、小树林、电线杆、村庄、水牛、在田埂上追逐的狗、在屋顶上晒太阳的猫、在院子里打麻将的老人、在巷口追逐打闹的孩子。这些风景他过去二十四年里看过无数次,但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认真地看过。因为他知道,这些风景很快就会被省城的高楼大厦取代。那些楼很高,高到你在街上走的时候看不到天空;那些路很宽,宽到你在红绿灯前站三分钟都等不到一个可以过马路的间隙;那些车很多,多到你过马路的时候需要一辆一辆地数,数到第十七辆的时候才有一个空档,你得跑,不然第十八辆就来了。
省城不是青溪镇,不是芙蓉镇,不是赵家村,不是畏垒山。省城是另一个世界。他出生在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长大,在那个世界里的最高处那栋楼的顶层套房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他对那个世界没有太多感情,但他知道,他必须回去。不是因为父亲的心脏,不是因为鸿远集团,不是因为顾铭远。是因为他自己——他在伦敦的那些年,一直在做同一个梦。梦里他站在一栋很高很高的楼的楼顶,看着楼下的车流和人群,人群中有一个人穿着青蓝色的衣服,走得很慢,走得很稳,一直走一直走,从不抬头。他想叫住那个人,但张不开嘴;他想追上去,但迈不开腿。他只能站在楼顶看着那个人越走越远,越走越小,最后消失在街道的尽头。每年他都会做这个梦,一年一次,时间不固定,但每次醒来的时候,枕头都是湿的。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他知道那个人在等他回来。
现在他回来了。他在班车上,坐在倒数第二排,旁边放着一个浅灰色的小布袋,小布袋里装着他在青溪镇买的、打算送给沈知白的礼物。那是一枚玉佩,不是古董,不是法器,是他在镇上的玉器店里看到的——一块青白色的、雕刻着竹子的玉佩。竹子的节数不多不少,正好七节,和北斗七星的数量一样。他第一眼看到这块玉佩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北斗七星,是沈知白每次出剑时指尖凝聚的那团青白色的光,那道光和这块玉的颜色一模一样。他买了,花了不少钱,但不是为了讨好,不是为了拉拢,不是为了任何功利的目的。他只是觉得,这块玉配他。仅此而已。
但他没有送出去。他不确定沈知白会不会收,不确定收了之后会不会戴,不确定戴了之后会不会有一天摘下来不知道放在哪里然后忘记。他怕的不是拒绝,是遗忘。于是他把它放在旁边的座位上,让它在班车行驶的颠簸中安静地在浅灰色的绒布面上滚动,像一个不知道目的的、还在原地打转的、等着被带走的乘客。
沈知白闭着眼睛,但没有睡着。
他在想混沌。铜钱在袖口内侧的小口袋里,温度比青溪镇时低了一些,但和去年在畏垒山时的常温不一样——去年的常温是凉的,像山泉水;现在的常温是微温的,像被人握过之后余温未散。混沌还在省城的某个地方,没有离开,没有进一步扩散,只是停了,像一个人在长途跋涉之后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休息,等体力恢复再继续赶路。但它等了快一年了,它在等什么?
省城。鸿远集团。电网数据。顾书鸿。
他睁开眼,看着前面那张座椅的靠背。靠背上有一些歪歪扭扭的涂鸦——圆珠笔画的,有人画了一颗心,心上插了一支箭,箭的旁边写了两个名字,一个被涂掉了,另一个还在,“李芳”。他不知道李芳是谁,不知道那颗心里插着箭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不是不知道,是没想过。他的心在过去一年里只装过几样东西:混沌、封印、沈青萝、周若棠写在掌心里的电话号码、宋知意递过来的保温杯、师父留下的那张画着八方来朝的黄纸。这些是心的内容,不是心的形状。他不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形状的,也许是一口井,也许是铜钱上那个方孔,也许是三清殿那块缺了又的匾额,破了,但还在用,还能用。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路两旁的景物模糊成了一片流动的颜色。顾书鸿终于转过头,看向后座。沈知白闭着眼睛,头靠着车窗,脖子微微歪向一边,姿势很不舒服,但他睡得很沉。晨光从车窗照进来,落在他脸上,照亮了他眉骨上那道细小的、几乎看不见的旧疤、鼻梁上那几个淡淡的雀斑、嘴唇因失水而起的干皮。睡着了的他和醒着的他不一样。醒着的他是一把出鞘的剑,锋芒毕露;睡着的他是一个十九岁的、疲惫的、需要被好好照顾的少年。
顾书鸿把那块玉佩从布袋里取出来,握在手心。玉是凉的,凉意从掌心蔓延到指尖,又从指尖蔓延回掌心,在手掌的温度和玉的温度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他把玉佩放回去,系上袋口,把布袋放在沈知白的包袱旁边,然后转回头,看着前方。没有留纸条,没有发信息,没有做任何多余的事。
班车在省城长途汽车站停下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
沈知白醒了过来,看到身边那个浅灰色的小布袋,看了两秒,没有伸手去拿。他先拿起自己的包袱,把桃木剑别回腰间,站起来,准备下车。经过倒数第二排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不是因为他在犹豫要不要拿那个布袋,而是因为顾书鸿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指节发白,像在用力握着什么看不到的东西。
“到了。”沈知白说。
顾书鸿抬起头,看着他。马路对面那栋六十八层的鸿远中心像一根巨大的银色钉子,钉在省城的天际线上,顶端的玻璃幕墙反射着下午的阳光,刺眼得像一颗人造的太阳。他的父亲在那栋楼的顶层等他。他的母亲在那栋楼的顶层等他。那些他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也在那栋楼的顶层等他。而他在这里,在一辆刚停稳的、空调还没关的、车厢里还弥漫着方便面味道的长途班车上,看着一个穿着道袍的、比他小五岁的、口袋里只有三张符纸两枚铜钱的年轻人。
“你住哪儿?”顾书鸿问。
沈知白想了想。他从来没有在省城住过。去年他追混沌到省城的那三天,睡过公园的长椅、睡过桥洞、睡过24小时快餐店。后来集贤山庄给他留了一间房,清微派的产业,免费,条件不错,但他不习惯——太软了,床太软了,枕头太软了,窗帘太厚了,隔音太好了,好到他听不到山风、听不到鸟叫、听不到三清殿那块匾被风吹得咿呀作响的声音。他睡不着。
然后他想起了一个地方。
“集贤山庄。”他说。
顾书鸿点了下头。集贤山庄他知道,省城北郊凤栖山上,一个私人会所,他父亲偶尔在那里招待客人。他没去过,但他知道怎么走——凤栖山脚下那个牌坊,他开车经过过很多次,每次都觉得那个地方的气场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不是阴森,是“沉”。像一潭死水,表面平静,底下不知道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