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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许仅仅是因为斯万知道，磊落大度往往只是自私的情感在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它时所采取的表现形式。也许他看出了我向他表示的好感全然因我对吉尔贝特的爱而起——而且热切地确认了这爱情——我的一举一动，说到底是由这爱情，而不是由我对他的——仅处于第二位的——尊敬所决定的。他这么看我，我觉得委屈，因为我还没能把自己的爱情抽象化，提升为一般意义的爱情，而后通过试验来估测它的结果；我很沮丧。且说当时，弗朗索瓦兹叫我了，我只得离开吉尔贝特一会儿。弗朗索瓦兹要我陪她去一座小亭子，这座装着绿色栅栏的小亭，模样挺像废弃不用的巴黎当年的入市税征收亭，不久前里面安置了英国人所谓的lavabo，到了喜欢说话夹英文词的法国人嘴里，就成了不那么雅的water-closet[50]。我在入口处等弗朗索瓦兹，潮湿而陈旧的墙壁散发出清凉的霉味，我的心头顿时好受了些，不再为吉尔贝特转告我的斯万那番话而忧心忡忡。这气息给我带来的愉悦感，不是那种来去不定、无从保留也无法拥有的愉悦感，而是一种稳定的、可信赖的，美妙而安详、切实而持久、无法解释而又确定无疑的愉悦感。我真希望能像以前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时一样，竭力去参透骤然攫住我的美好感受，凝神屏气探究这悠远的气息，我感到我将从中得到的不仅是区区的愉悦感，而是它尚未向我揭示的真谛。可是这当口，小亭的管理员，那个脸颊上搽着厚厚的粉、戴着红棕色假发的女人，和我说话了。弗朗索瓦兹说过这个女人是好人家出身。她的女儿嫁了个照弗朗索瓦兹的说法有家底的年轻人，也就是说他在弗朗索瓦兹眼里全然不同于工人，正如在圣西蒙[51]眼里公爵有别于出身低微的平民那般。这个女人在当管理员之前，大概是经过了些坎坷。但弗朗索瓦兹很肯定地说，她是侯爵夫人，属于圣费雷奥尔家族。这位侯爵夫人劝我别待在凉飕飕的地方，还打开一个小间的门对我说：“您进去不？这间很干净，您不用付钱。”她这么做，或许就不过像古阿施铺子[52]的女店员，我们上那儿订货，女店员会掀起柜台上的绿色玻璃罩，掏出一块糖塞给我，可惜妈妈不许我拿；或许她也像那个卖花的老妇人一样有点小小的心计，妈妈每回去为家里的花坛添点鲜花，那老妇人总会一边媚笑着转动眼珠，一边递给我一支玫瑰。总之，即便侯爵夫人对男童感兴趣，把一个个男人像狮身人面像那般蹲坐在里面的石墓小室为男童开放，她也并不见得有什么猥亵之想。她想要的，无非是一个女人为自己喜欢的人而挥霍所得到的乐趣，因为在那儿除了一个管花园的老头，我没再见过别的主顾跟她在一起。

稍过一会儿，我向侯爵夫人告辞，和弗朗索瓦兹一起回去找吉尔贝特。我一眼就瞧见她蜷身躲在月桂树丛后面的一把椅子上。她戴着一顶无边软帽，压得低低的，遮在眼睛上方，看人时有一种偷看的表情，她这迷惘而狡猾的眼神，我是在贡布雷第一次见到的。我问她，有没有办法让我跟她父亲当面解释一次。她说她跟父亲这么提过，他认为我说了也没用。随后，她对我说：“喏，把您的信拿回去吧。她们找不到我，我可得过去了。”

要是斯万正好在这时候，在我拿回这封写得如此恳切而没能打动他，让我觉着他奇怪的信之前来到这儿，他或许会发现自己想得一点没错。吉尔贝特只说要我把信拿回去，却不把它递给我，而我在挨近仰面躺在椅子上的她时，感觉到她的身体强烈地吸引着我。我对她说：

“嘿，我可要来抢了，我们瞧瞧谁厉害。”

她把信藏在背后，我把双手伸到她颈后，撩起她肩头的两根小辫。她母亲给她梳小辫，可能是因为她的年龄还适合这么打扮，也可能是做母亲的想让女儿看上去始终像个孩子，好让自己也显得年轻；我俩弓着身子相持不下。我想把她拉过来，她使劲挣扎，颧颊涨得绯红发烫，像樱桃那般又红又圆；她笑着，仿佛我在胳肢她；我用双腿把她紧紧夹住，就像夹住一株小树要往上爬；剧烈的运动和兴奋的嬉闹，使我大口大口地喘气，快感也随之从心里往外涌，我还没来得及辨别它的滋味，它已如身体用力时沁出的汗珠一样，挥洒了开去。很快我就把信抢到了手。这时，吉尔贝特和悦地对我说：

“哎，您要是愿意，我们还可以再这么玩会儿。”

她也许隐约有些觉着我这么跟她闹着玩，还有一个我没明说的目的，她没有看出我其实已经达到目的了。我担心她觉察到这一点（稍后她有个羞怯地往后缩的防范动作，我看在眼里，心想我的担心没错），于是我答应再这么玩一会儿，唯恐她以为我原先就没有别的目的，所以拿到信以后就不想再和她闹了。

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发现，我回想起了一直隐匿着的那个形象，有栅栏的小亭清凉的、近于烟炱味儿的气息曾带我接近，但没让我看见它、发觉它的那个形象。它就是阿道夫叔公在贡布雷的小房间呀，那个小房间不也有股清新的潮湿气味吗？可我不明白，暂时也不想弄明白，回想起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形象，为什么会使我感到那么庆幸。当时，我只觉得我是活该让德·诺布瓦先生瞧不起：我非但在所有作家中唯独喜欢他蔑称为吹笛手的那位，而且竟然因为对一种霉味儿，而不是某个重要的观念有所会心而兴奋不已。

近来在有些家庭，要是哪位来客提起香榭丽舍的名字，做母亲的都会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仿佛说的是一个颇有名望的医生，而她们不止一次领教过他的误诊，已经不敢再相信他了；她们认定这个公园对孩子没有好处，好些毛病都是它引起的，喉咙痛啦，出麻疹啦，头疼发热就更不用说了。妈妈居然还让我上那儿去玩，对此她的几位女友并没明说她不疼我，但还是埋怨她过于大意。

对神经系统有病的人，很多人都有一种误解，不知道他们恰恰是最不溺爱自己的人：他们先是对自己的身体当心得不得了，后来明白了自己是大惊小怪，最后就根本不操这份心了。往往好端端的没什么事，就不过是天下雪了，或是要搬家了，他们的神经系统就会咋呼：“救命啊!”像是病得很重似的，久而久之，他们习惯了，不再在意这样的报警，就好比一个士兵身负重伤以后，唯有在一股战斗**的支撑下豁出命去，才能像个身体完好的人那样再活上几天。我平时小病不断，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对劲，我也习惯了，没把它当回事，对这种体内不适的循环，没比对血液循环操更多的心。有一天早上也是这样，我一路小跑进了餐厅，见爸爸妈妈已经坐在桌前，便也去坐下——心里像往常一样念叨着，发冷不一定是要取暖，说不定是挨了一顿骂的缘故；不觉得饿，也不一定是说不用吃饭，说不定是天要下雨——我切下一小块鲜美的牛排放进嘴里，可就在咽下这口牛排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和眩晕，这是犯病前的发烧反应，我强忍住不去理它，掩饰并延缓了它的征候，可是面前的食物说什么也吃不进去了。这一瞬间我想到的是，要是让爸爸妈妈看出我犯病，我就别想出去了，这一想我鼓起了一点劲儿，犹如伤员靠着仅剩的自我保护本能，支起身子慢慢离开餐桌，拖着脚步回到卧室，一量体温四十摄氏度，可我还是收拾了一下，往香榭丽舍而去。我的身子软绵绵的，虚弱得很，但思绪透过身躯的外壳绽出笑容，急切地期盼着和吉尔贝特一起玩捉人游戏的欢乐，一小时过后，我几乎连站也站不住了，可我还有劲头来品味在她身边的幸福。

回到家里，弗朗索瓦兹宣布我身体不适，一定是得了冷热病，随即请来的医生则表示，宁可来势凶猛、体温骤升，那是肺充血引起的，成不了气候，怕就怕一些隐伏的非典型病症。我受呼吸不畅之苦，已经很有些时日了，医生对症开了咖啡碱药方，还不顾外婆的反对（她认为我对酒精过敏），劝我在觉得要发病时喝点啤酒、香槟或白兰地。据他说，喝酒引起的兴奋状态，能使呼吸保持顺畅。为了让外婆允许我拿酒喝，我只能不向她隐瞒呼吸困难的窘状，有时甚至还要稍加渲染。不过，每每刚觉得呼吸急促，还不知道会不会发作得很厉害，我就先为外婆会难过而忧心忡忡，我担心外婆为我难过，比对自己发病更担心。而与此同时，我的身体——或是因为过于脆弱，无力单独保守病痛的秘密，或是害怕旁人不知道我马上要发病，会叫我去做我没法儿做或很危险的事情——使我感到需要把我的病痛准确地告诉外婆，这种准确性被我掺入了生理的不安。只要我觉着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往往不等自己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就非得先去告诉外婆不可，否则我的身体会被折腾得苦恼不堪。要是外婆假装没看见，我的身体便要我不依不饶地非让她看见不可。有时我实在太过分了；那张亲爱的脸无法再像往常那般控制住情绪，显露出怜悯的表情，痛苦地抽紧了。这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不忍心看着外婆受煎熬：我纵身扑进她的怀里，仿佛我的吻就能抹去她的忧伤，仿佛我的爱就能像我的幸福一样使她欣悦。既然确信她知道了我觉得不舒服，我也就不再感到心神不安，我的身体也就不再反对我去安慰外婆了。我对外婆说，这点不舒服没什么要紧的，我根本不觉得难受，她可以放心，我开心着呢；我的身体刚才渴望的无非就是让人怜悯，只要有人知道了它的右边在疼，它就不在乎我说什么，即便说这点疼算不了什么，影响不了我的快乐心情，它也无所谓。我的身体不会为哲学去烦恼；哲学不干它的事。在康复期间，呼吸困难的症状差不多每天都要发作。有一天晚饭过后，外婆离开我时我还好好的，可等她晚上到卧室来看我，却只见我憋得透不过气来：“哦!天哪，你多难受啊。”她大声说道，脸痛苦得皱紧起来。她马上走了出去，我听见她关上大门的声音，稍过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捧着一瓶白兰地，这是她刚买的，因为家里没有了。我很快就觉得舒服了。外婆脸色微微有些泛红，表情很尴尬，眼里露出疲惫而灰心的神情。

“我还是让你一个人待着吧，那样也许你会好些。”她说完，抽身就走，我扑上去吻她，觉得她清凉的脸颊上湿漉漉的，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在外面沾上了夜晚的雾气。第二天晚上，她没到我卧室来，听说她出门了。我觉着她是要显得并不在意我的病情，我克制住自己，不去责怪她[53]。

肺充血痊愈后，呼吸急促的症状仍不见减轻，于是爸爸妈妈请来了戈达尔教授。碰到这样的情形，请来的医生光有医学知识是不够的。有三四种病都可能出现类似的症状，最后要靠直觉、靠眼力来确诊到底是什么病。具有这种神秘的天赋，并不意味着在智力的其他方面有过人之处，一个喜欢最拙劣的画、最拙劣的音乐，没有任何精神追求的俗不可耐的人，照样可以具有这种天赋。就我的病而言，他观察到的具体症状可能由多种疾病引起：神经性**、初期结核病、哮喘、肾功能不全并发的中毒性呼吸窘迫症、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其中几种病的综合征。对于神经性**，最好的办法是别把它当回事，结核病则需要悉心用药并采取过量饮食疗法，可是过量饮食不利于哮喘之类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对中毒性呼吸窘迫症患者更有危险，而适合呼吸窘迫症的食谱又对结核病患者有害。不过戈达尔的犹豫只在片刻之间，他用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开出了医嘱：“强效泻药，几天之内光喝牛奶。禁肉，禁酒。”妈妈柔声说，我身子很虚，得补充营养，又是猛泻又是禁食我会受不了的。只见戈达尔的眼里闪过一丝焦虑，仿佛在自问是否一不小心露出了温润的本性，眼神就像生怕错过了火车那么不安。他在尽力回忆刚才自己有没有想着戴上那副冷冰冰的面具，一如要找面镜子看看自己有没有忘了结领带。他有些吃不准，心想弥补一下总没错，就粗声回答说：“我开处方没有重复第二遍的习惯。给我一支笔。牛奶，牛奶是最要紧的。过几天，等呼吸困难和失眠问题解决以后，先可以喝点汤，然后可以吃点土豆泥，不过还是要喝奶，喝奶。您会喜欢的，现在西班牙不是很时髦吗？噢唻!噢唻!（他的学生都熟悉这个文字游戏[54]，他每次在医院里嘱咐心脏病人或肝病患者多喝牛奶时，都要这么开玩笑。）再往后就可以慢慢恢复到平时的生活了。不过，一旦咳嗽、气急复发，就要用泻药，洗肠，卧床，喝奶。”他神情冷峻地听完妈妈表示的不同意见，不作一声，扬长而去。由于他没有屈尊解释禁食的理由，我父母就认为禁食未必适合我的情况，只会使我变得更虚弱，所以他们没让我禁食。当然，他们不想让教授知道他们没听他的话，为审慎起见，凡是有可能遇到他的地方他们一概回避不去。后来，我的病情愈来愈严重，他们才决定让我严格遵照戈达尔的医嘱禁食；三天以后，啰音消失了，咳嗽停了，呼吸也顺畅了。这时我们才明白，戈达尔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注意到了我哮喘挺严重，而且有点疯疯癫癫，但他认准我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中毒，于是他给我清洗肝和肾，疏通支气管，帮我改善呼吸和睡眠，恢复体力。于是我们明白了这个傻瓜是位了不起的医生。我终于可以起床了。但家里不许我再去香榭丽舍了，说是那儿空气不好；我想这只是不让我见到斯万小姐的借口，我逼着自己整天默念吉尔贝特的名字，就像沦为亡国奴的人们坚持使用祖国的语言，为的是不忘再也见不到的故国。有时候，母亲抚摸着我的额头对我说：

“怎么啦，小伙子有了心事不跟妈妈讲了？”

弗朗索瓦兹每天见到我时都说：“少爷脸色不好唉!您自己看不到，像死人一样哩!”这也不奇怪，平日里我有个伤风感冒，弗朗索瓦兹就会哭丧着脸。她的哀矜由她的阶层观念而起，跟我的身体好坏没关系。可那时我实在弄不明白弗朗索瓦兹身上的这种悲观主义，究竟是表明难过还是得意。我只得暂时认为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职业性的悲观主义。

一天邮差来过后，母亲拿来一封信放在我**。我拆信时有点心不在焉，我知道信上不会有那个唯一能让我开心的签名——吉尔贝特的签名，因为我平时只是在香榭丽舍碰到她，此外没有联系。然而，在信纸下方印着一个银色戴盔骑士纹徽，下面是排成半圆形的铭文：Perviamvectam[55]，信上的字写得很大，几乎每句都像加了下划线，其实是因为字母t的一横都没有穿过一竖，划到了上面，等于给上一行加了一道道下划线，我一看，信末的署名正是吉尔贝特。可我知道，我不可能收到她的信，所以即便看见她的签名，我还是不相信，也不感到喜悦。片刻间，我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幻了。这个难以置信的签名，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打着转，床啊，壁炉啊，墙壁啊，都跟着一起转圈。看出去所有的东西都在摇晃，就像一个人从马背上摔下时的感觉。我心想也许真有另外一种生活，和我熟悉的生活迥然不同，格格不入，但它是真实的，它蓦然显现在我眼前，将一种踌躇充塞我的脑际，当初雕塑家在《末日审判》中塑造置身天堂门口的死而复生的人时，曾赋予他们这种踌躇的表情。“亲爱的朋友，”信上写道，“听说您病得挺厉害，不能再去香榭丽舍了。我也不去了，因为那儿生病的人太多。不过我的女友们每星期一和星期五都来我家喝茶。妈妈让我请您病愈后也赏光一起来，我们可以继续在香榭丽舍愉快地交谈。再见，亲爱的朋友，希望您的父母答应让您经常来喝茶。您的朋友　吉尔贝特。”

我读这封信时，神经系统以惊人的奋勉接收了这个信息：巨大的幸福降临了。但是我的心灵，也就是我自己，总之这主要的当事人，却还一无所知。这幸福，由吉尔贝特给予的这幸福，是我心心念念想着、时时刻刻念着的东西，一如莱奥纳多所说的绘画，是entale[56]。一张写满字的信纸，思想无法一下子吸收它。但从我读完信那一刻起，我就想着它，它成了我思念的对象，它也成了entale，我对它充满爱恋，每隔五分钟就会情不自禁地再读一遍，再吻一次。这样，我认识了自己的幸福。

对进入爱河的人而言，生活中的奇迹是无所不在的。但这回也可能是母亲安排的，也许她看着我这一阵失魂落魄的样子，就特意去请吉尔贝特给我写封信，正像以前洗海水浴时一样，那会儿我刚洗海水浴，说什么也不肯把头没到水里去，因为那样会透不过气来，母亲为了激发我的兴趣，悄悄关照游泳教练先把精美的螺钿盒和珊瑚枝放在水底，让我以为是自己找到的。再说，生活中有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但凡事关爱情，你最好别指望弄明白，因为这些事既不可抗拒又出人意料，简直像是由魔法在操纵，不受任何理性法则支配的。有个亿万富翁，有钱却仍可爱，一个既没钱又无趣的女人和他生活了一段时间，抛下他走了，他痛不欲生，不惜耗费巨资，动用一切关系，可就是没法儿让她回心转意。这时，与其为这个女人的执拗顽梗去找合乎逻辑的解释，不如把它看成命数，这个男人遭受这样的打击，甚至心碎而死，那都是天意啊。一个男人须要逾越的障碍，他因痛苦而变得异常活跃的想象所无法猜透的那些障碍，有时就在于他失去的情人的个性特点，在于她的愚蠢，在于他所不认识的一些人对她施加的影响，或使她感到的恐惧，在于某种她心向往之的一时之欢——他和他的财富都无法让她得到的一时之欢。无论哪种情况，他都无法了解这些障碍到底是怎样的，不仅他所爱的女人刻意向他隐瞒，他被爱情冲昏了的头脑也妨碍他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些障碍就像肿块，医生能消肿，但并不了解起因。这些障碍像肿块一样，很神秘，但时间长不了。只不过它们通常比爱情持续得更久些。而既然爱情并不是无私的**，当一个男人不再爱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想去知道，他曾经爱过的那个又穷又轻浮的女人为什么不肯再让他来养她，让他等了几年就是不回头。

然而，这种神秘不仅遮蔽了视线，让人无法看到灾难的起因，而且当事关爱情时，往往也会弥漫在某些突如其来的圆满结局周围（比如吉尔贝特的信带给我的这个结局）。说圆满，其实不如说看上去圆满，因为如果一种情感的满足仅仅意味着痛苦的移情，真正的圆满从何谈起呢？痛苦有时会暂时停歇一下，这时我们常常误以为它消除了。

这封信下面的签名，弗朗索瓦兹不肯相信是吉尔贝特的，因为G写得挺花，倚在缺了一点的i上，像一个A，最后一笔加了齿状花缀，拖得很长，吉尔贝特对我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让我满心欢喜，倘若一定要对此找个合理的解释，也许就不妨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沾了生病的光，而我原来还以为一生病，斯万家就会把我忘了呢。此前不久，布洛克来看过我，当时戈达尔教授（我遵照医嘱饮食后，便又把他请了回来）正在我的卧室里给我检查。检查完了，我父母请他留下来一起吃饭，他就没走，而布洛克也进来了。他和我聊着聊着，说到他头天晚上在餐桌上听一位女士说起，斯万夫人很喜欢我，这位女士平时跟斯万夫人是常有来往的。听他这么说，我真想告诉他一定是弄错了，我不认识斯万夫人，从没跟她讲过话，我怕斯万夫人知道了会把我当成一个说谎的人。当初我稍一迟疑过后，向德·诺布瓦先生把事情和盘托出时，也是这么想来着。可是我鼓不起勇气来纠正布洛克的错误，因为我很清楚他是故意的，他杜撰一些斯万夫人没说过的话，是为了让我以为他昨天坐在这位夫人的朋友旁边共进了晚餐，这在他看来是很有面子的——尽管没这回事。不过，德·诺布瓦先生知道了我不认识斯万夫人，却又很想认识她，就绝口不对她提起我一个字，而戈达尔（他是她的家庭医生）听了布洛克的话，以为斯万夫人跟我很熟而且很赏识我，心想下回见到她时，要对她说我是个可爱的男孩。他常见到我，这么说既对我有好处，也让他很有面子，于是他打定主意一有机会就向奥黛特说起我。

就这样，我熟悉了从楼梯口就能闻到斯万夫人的香水味的那几个房间，而更让我心醉的是我在吉尔贝特的生活里所感受到的令人黯然神伤的魅力。无情的看门人成了好心的欧墨尼得斯[57]，每当我问他可不可以上去时，他总会举手抬一下制帽，客气地表示应允我的请求。从外面看过去，一排窗户隔在我和不属于我的那些珍宝中间，不啻是一道明亮、短浅而冷漠的目光，我隐隐觉着这就是斯万夫妇的目光。天气晴朗的季节，当我整个下午都和吉尔贝特待在她房间里的时候，我有时会推开这些窗户透透风，碰上她母亲接待客人的日子，我还会和她并排伏在窗口，看着客人的马车进来，来客下车时抬起头来，常会挥手和我打招呼，他们把我当成女主人的哪个侄子了。这种时候，吉尔贝特的发辫会碰到我的脸颊。我觉得这些纤细的发丝既自然又神奇，富有弹性的发辫犹如天堂之丝编成的绝无仅有的美丽叶饰。如果我能有哪怕很小的一段，要用怎样的天国植物图集才能珍藏它呢？我不敢有此奢望，只盼能得到一张照片，那也比达·芬奇画的小花更珍贵啊!我对斯万家的朋友，甚至对那些照相师低声下气，一心想讨好他们，可非但没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反而就此跟一批乏味得很的人缠在了一起。

吉尔贝特的父母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许我见她，而现在——我走进幽暗的前厅，想到这儿回翔着遇见他们的可能性，觉着比以前在凡尔赛宫期盼见到国王陛下时更为激动，更充满渴念。当我在前厅里磕磕绊绊地绕过《圣经》中烛台[58]似的七叉衣帽架时，懵懵懂懂地对着一个身穿灰色长袍坐在柴箱上的听差鞠了一躬，我把他当成斯万夫人了——吉尔贝特的父母无论谁在前厅遇见我，都非但不会生气，而且会笑吟吟地和我握手，对我说：

“下午好（他俩都把‘下午好’说成‘下儿好’[59]，我觉得挺逗的，一回到家里就忍不住绘声绘色地学他们）。吉尔贝特知道您来吗？好，那我先走了。”

不仅如此，吉尔贝特把朋友请到家里喝茶，原先一直被我看作她和我之间最难逾越的障碍，现在却成了我和她相聚的机会。她会先写封短信给我（因为我们还算是新交），用的信纸每回都换。有一回信纸上凸印着一只蓝色鬈毛狗，下面是一句幽默的英文，后面加惊叹号，另一回印着一只船锚，也有印G。S。[60]的，两个字母拉得老长，撑在信纸上端，还有印吉尔贝特名字的，烫金的签名斜穿信纸的一角，收尾有个花缀，上面还有顶张开的黑色小伞，再就是四周围着一圈花体缩写字母，每个字母都用大写，可是没有一个是认得出的，整个形状像中国人的帽子。不过，吉尔贝特的信纸虽然品种繁多，终究也有穷尽之时，几个星期过后，我又看到了第一封信上的那个亮银色的印章，戴盔的骑士上面[61]写着铭文：Perviamrectam。当时我以为，某种信纸选在这一天用，而不在另一天用，是有一定规矩的，现在我明白了，吉尔贝特这样做是为了记得哪些信纸已经用过了，免得把同样的信纸寄给对方，至少对她觉着值得花这份心思的通信对象来说，好让间隔的时间尽量长一些。吉尔贝特请来喝茶的女友，由于各人上课时间不同，有人刚刚才到，有人已经得走了。我走到楼梯口，就听见楼上前厅传来隐隐约约的说话声，想到马上就要参加我心向往之的聚会，我激动得很，还没走到楼上，就觉着这些说话声突然间切断了我和此前生活的联系，至于进了暖和的房间要除下围巾，谈话时要看看时间别太晚回家，等等，也都抛在了脑后。这座木楼梯是当时在有些宅邸常见的，这种亨利二世时期的风格，奥黛特向来极为推崇，但很快她就要改换趣味了，只见楼梯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下楼禁止使用电梯。我觉得这事神秘而不可思议，回家就对父母说这座古色古香的楼梯是斯万先生从很远的地方带回来的。正因为我说事爱有个根据，所以即使知道没这回事，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这样说，我知道，只有这样说才能让他们和我一样，对斯万家的楼梯肃然起敬。这就好比有个人对好医生医术高明在哪儿一无所知，那就还是别跟他说这位医生不会治鼻卡他为好。我根本没什么眼光，东西放在面前我也说不出名称和品牌，我唯一知道的是，只要是斯万家的东西，一定都是最出色的。我拿不准我对父母把这座楼梯说得这么有艺术价值、历史这么悠久，算不算说谎。好像不一定能算吧；但想必我还是觉着有可能算的，因为父亲打住我话头说下面一番话时，我满脸涨得通红：“我知道那几幢房子；其中一幢我去看过，那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斯万住了几个楼面。那是贝利埃[62]造的。”他还说曾想租其中的一套，后来觉得不大方便，前厅又不够明亮，就作罢了。他这么说着；可是我本能地感到，我的思维应当为斯万家的名声和我的幸福做出必要的牺牲，内心有个权威的声音叫我别去管刚才听到的话，我毅然摒弃了斯万家我们也能住的鄙俗念头，一如虔诚的信徒摒弃勒南[63]的《耶稣传》。

每次上楼的时候，我一级一级往上走，脑子里已经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记忆，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最低级的生理反应，就这样一直走到能闻见斯万夫人香水味的地方。我依稀仿佛看见了高大威严的蛋糕，周围排列着一圈点心碟子和绘有图案的灰色缎纹小餐巾，这就是斯万家的气派。而所有这些一成不变的排场，似乎都如康德[64]的必然世界一般，取决于自由意志的最终行动。这不，我们大家都在吉尔贝特的小客厅里，她蓦地瞧了瞧钟，说道：

“哎，吃过中饭好长时间了，我要到八点才吃晚饭呢。我挺想吃点东西，你们呢？”

于是她把我们带进餐厅，在伦勃朗笔下亚洲庙宇的幽暗中，只见一只城堡模样的大蛋糕，威风凛凛而又温厚、亲切，仿佛就那么随随便便地放在桌子中央，只等哪天吉尔贝特起兴掀掉巧克力的雉堞，捣毁黄褐色陡峭的扶垛，这些在烘箱里烤过的扶垛好似大流士宫殿的支柱。更有趣的是，吉尔贝特要摧毁这座尼尼微蛋糕，凭的不光是她自己饿不饿，她还会一边问我饿不饿，一边在倒塌的城堡中取出一堵墙递给我，这堵东方风味的墙壁，缀满红艳艳的水果，亮晶晶的，还嵌着细纹。她甚至还问我家里什么时间用晚餐，倒像我还能说得上来似的，倒像在这激动难抑的当儿，我空落落的记忆和失去知觉的胃里，还能有饿不饿的感觉，还能有晚餐的概念，还能想得起家里是个什么样儿。可惜这只是一时的失去知觉。不知不觉吃下的蛋糕，也总得有消化的时候。但那还早呢。眼下，吉尔贝特在把我的茶递给我。我喝了一杯又一杯，其实光喝一杯就够我二十四个小时睡不着觉了。所以母亲老是说：“真烦人，这孩子从斯万家回来就得生病。”可是，我在斯万家的时候，难道我知道自己喝的是茶吗？即使知道，我也照样会喝，因为就算我在那一刻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还是既想不起过去，更预见不了将来啊。上床睡觉，那是遥远将来的事情，这会儿我没法儿想得这么远。

这种让人无法做出任何决断的喝醉酒似的兴奋状态，吉尔贝特的女友们并没全都沉浸进去。有几位居然明明白白地说她们不喝茶!吉尔贝特的回答是当时很时行的说法：“当然啰，我的茶不成功啦!”她不想让茶会显得太一本正经，入座前先把桌旁的椅子弄乱：“要不就像个婚礼了；哎呀，这些仆人真够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