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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起因（第1页）

§背景和起因

所谓“亚洲四小龙”，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获得飞速发展，迅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地处亚洲的四个国家和地区，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1]

亚洲四小龙全都位于亚洲东部或东南部，地理位置优越；幅员不大，工矿资源很少，但却都是亚洲强国或地区，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特殊关系；各自的政治中心首尔、新加坡、台北、香港是亚洲名列前茅的大都市。

东亚模式的实质，是以产品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它最早是专门用来形容日本经济发展形态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积极引进西方国家的高新技术，可是始终不肯用国外贷款来发展经济，它们觉得这样做会失去主权。20世纪初，面对没有外汇进口商品的窘境，日本开始尝试出口丝织品、陶瓷等轻工业产品来换取外汇；尝到甜头后，就继而出口钢铁、化学品等重化工业品并取得巨大成功。1914年时日本的纺织业从无到有，一半产量远销海外，占据全球14的纺织品出口市场，从而带动起了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腾飞。

从20世纪60年代起，亚洲四小龙照搬照抄日本开创的这种东亚模式，改变过去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重点发展出口加工业，同样实现了自己的经济辉煌。如果再说近一点，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用经济特区的方式吸引外国资本来大陆创办出口型加工企业，大体上也是借鉴的这一做法，最后同样取得了成功；及至后来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走的同样是这样一条以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的东亚模式之路。

※主要历史回顾※

有人认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多种多样，如香港主要受益于自由经济的发展、新加坡则是严格的计划经济，所以“不存在”什么统一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但也应当看到，以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几乎是亚洲所有国家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共同特征，这一点尤其被西方国家赞赏。

不过，后来随着出口比重越来越大，整个国民经济完全仰仗出口市场拉动，事物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慢甚至出现衰退。当然，这并不能否定东亚模式的功劳，只能说再次证明了过犹不及的道理。

东亚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东亚模式在亚洲四小龙身上得到具体而突出的表现，是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分不开的。

从外部环境看

从外部因素看，主要体现为两点：

一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呈高速增长态势，这为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政策准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当时，科技革命使得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开始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这样一来，就势必会给劳动密集型产业留下相应缺口；而亚洲四小龙恰好是人多地少、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所以两者可以优势互补。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从1972年起逐步解封海上贸易，急需大量补充日用工业品，这也对亚洲四小龙的产品出口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地说，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长期繁荣都与中国大陆市场密不可分。

二是与西方价值观接近，经济容易融合。

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受美国的影响和援助很大，所以无论是价值体系还是经济体系都能很快地就与西方接轨起来；新加坡以前是英国殖民地，而当时的香港依然是英国殖民地，它们在法律、教育、经济等方面都深受前者影响。所有这些，都注定亚洲四小龙与西方国家实现经济接轨具有诸多天然的便利条件。

从内部环境看

从内部因素看，主要体现为四点：

一是各国政治高度稳定。当时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都处于威权政体之下，香港则是在殖民地政府（香港政府）的一手掌控之下。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地区环境，使得亚洲四小龙都能集中精力专心发展经济，并且所推行的政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二是政策对头。具体地是指亚洲四小龙在这方面实行的政策虽然各不相同，但都选择了符合自己特点的正确道路。例如，台湾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出口，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通过刺激居民储蓄来开辟投资渠道。韩国的做法与台湾大同小异，同样也是通过货币贬值、提高利率等措施来扩大出口规模的。香港和新加坡则抓住这个机会，实现了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

三是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亚洲四小龙的政府当局不但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出口，并且还积极参与投资，这就更有力地保证了经济发展沿着既定轨道有序进行，不至于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