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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季高父亲的赎罪（第1页）

我父季高——父亲的赎罪

他觉得自己做过反动军官，要赎罪。而且他相信，只要自己肯干，老实改造，终有出头之一日。

他坚持认为，自己是个做过反动军官的人，在新社会是个罪人。无论人家怎么整他，都是应该的。他一直都相信组织，相信群众，一次又一次地交代自己的所有问题。

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就动过无数次的念头，想要写一写他。确切地说，还在我刚会看书，可以动笔写几个字的童年，就有这样的冲动了。当时的我只是觉得自己的父亲，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只可惜那年月赶上了“文革”，课都不上，作文就都免了。后来即使有作文，也都是革命的题目，不像后来的小学生，动辄就被要求写自己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名叫张季高。我知道，按过去的规矩，别说子女，就是平辈人也不能轻易叫家人的名字。人的名字，是留给长辈叫的。我的父亲有字，叫鼐卿，是祖父找人给他起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母亲高兴了，就喊鼐卿。带点杭州腔的普通话，让人听起来像是“爱卿”。刚过门的嫂子就十分纳闷，一次忍不住问我哥：“你妈怎么老叫你爸爱卿？”

我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的名字已经满大街被人乱叫了。“文革”时期，所有带所谓历史污点的人，都在劫难逃。父亲被打倒揪斗，用教过我语文的一位老师（他是大学生）的话说，是天经地义。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居然混进场部机关，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他不知道，更早些时候父亲待的机关更大些，在位于佳木斯的东北农垦总局。

父亲是浙江上虞人。我的曾祖，据父亲说，是个手艺人，银匠。做银狮子，一绝，曾被掠进南京为太平天国诸王打造银器。城破之前，他幸运地逃了出来。到了祖父这一辈，他就被送进钱庄做学徒。当年进钱庄做学徒是需要本钱的，钱庄票号非殷实人家的子弟不收。所以，曾祖看来还是有几个钱的。祖父学徒的钱庄在上海，出徒之后，就在上海钱庄里做。他慢慢升上去，越做越大，做到了好几个钱庄的董事。钱多了，就想开工厂。虽然投资失败，但到了父亲出生之际，家里还相当殷实。只是，祖父把剩余的钱财交给了在上海银行做职员的大伯打理，自己回到了上虞老家做乡绅。父亲在家里是老小，从小被养在乡下的乳母家，长到六岁才回来，但毕竟还是个少爷。

滋润的少爷日子，到了抗战爆发就结束了。侵华日军对江浙的扰害是最厉害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接二连三地逃难，逼得父亲成了热血青年，一个人去投军打鬼子。当年兵荒马乱，他全然不知道，他那在日本航空士官学校学习的二哥，已经在中共地下党的运作下，投奔了延安。所以，他只是就近找到了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在中国大大的有名，这要归功于样板戏《沙家浜》。但是，这支由军统建立的队伍根本不像《沙家浜》里讲的那样，是一支汉奸队伍。正相反，忠义救国军打日本人的积极性特别高，特别热血，牺牲也特别大，当然战绩也不错。后来，我在台湾找到了一些当年有关这支军队的资料，回来拿给父亲看，看得他老泪纵横，说他看到了好些老长官、老同袍的名字，他们中的好些人当年就已经血洒疆场了。

抗战胜利后，他们的部队合并到赫赫有名的新六军（一支远征印缅的英雄部队），父亲随军开到了东北。到了1948年辽沈战役爆发时，父亲已经是一名少校军官了，随军驻扎在沈阳。战役结束后，新六军稀里糊涂就散了，父亲跟众多同袍一起做了俘虏。胜利者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回老家去，但路上死生由命；二是到黑龙江开荒，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军垦农场，1947年建的九三农场，实际上是个俘虏营。

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按了第二个键，老老实实开荒去了。

此后，父亲一辈子都认为自己的确是做了反动军官，对人民有罪，并用自己的一生来赎罪。当年的北大荒，荒无人烟，人少狼多。监管者和改造者之间，关系比较模糊。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亲。没过多久，父亲就因为玩命干活，得到了监管者的欣赏被解放，成了农场的干部，得以发挥他的特长。父亲善于处理数字，既可以做统计，也可以做会计。

这个时候，终于接到父亲来信的母亲，也带着我的大哥和大姐，从浙江老家，火车倒到汽车，汽车倒到马车，千里迢迢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与父亲团聚，一家人住在一个当年的日本兵营的厕所里。这个上千人的俘虏营，母亲是第一个来找丈夫的妻子。多少年之后，父亲对我说，就凭这个，他一辈子都感激母亲。

即使成了农场干部，父亲依旧是个干活的。当时的北大荒农场，生活异常的艰苦。农场所在地都是黑龙江最荒芜的地方，千里无人烟。听妈妈讲，当年养鸡、养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狼就住在屋子后面，稍不留神家禽、家畜就全数填了狼的肚子。夏天的蚊子小咬（一种特别小的蚊子），多到成群结队，连蚊帐都挡不住。冬天零下40度的天气，是家常便饭。只要是住平房，还经常碰到这样的事，一早上醒来，发现门已经被大雪封上了，得推开窗户，爬出去把门外积雪挖开，才能出门。

其实，父亲也可以有别的选择。当年投奔延安的二伯父，已经做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厂长，他要父亲到他那里工作。但是父亲不肯，因为他觉得自己做过反动军官，要赎罪。而且父亲相信，只要自己肯干，老实改造，终有出头之一日。

所以，在我和哥哥、姐姐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一个公家人。没有休息日，总是在加班，家里什么事情他都不管。那年月的北大荒，在农场的时候，每年的秋天要把房子整修一遍，墙上抹一层沙泥，还要掏炕，把炕里的烟灰弄出来，否则炕就烧不热。垒炉灶，修火墙，做窗户上的棉罩。更重要的是，家里从做饭到取暖的燃料都要从山上和沟里去搞来，打柴或者打草。这样的活儿别人家都是父亲做，只有我们家是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做。妈妈是个标准的能干的浙江女人，干什么都一阵风。一阵风一刮，家里什么都有了。

父亲算盘打得好，垦区之内没有对手，当年有人用机械计算器跟他比赛，结果败在他的手下；他毛笔字也写得好，但凡有用着他的，谁都可以找他；刻钢板刻得更好，但凡要出油印小报，就得找他；用复印纸誊写材料，他一次可以复印七层，别人三层就已经了不起了。这样一些技能在今天早就没有丝毫用处了，但是在当年的北大荒，还是一种了不起的技艺。

所以，父亲总是很忙，有段时间，他既是农场的统计，又是会计。同时，农场的一些烂事又都来找他。他都是替别人白干，干好了，人家可以当他的面把功劳抢走，他笑笑，一声不响；干砸了，当面挨骂，也是笑笑，一声不响。那么些年，他替领导做的所有大事小事，功劳一丁点份儿都没有，但有了差错，全都承担。这样的人，即使是反动军官出身，也没法让领导不喜欢。

那个时候，北大荒这种地方，人太稀少。内地的政治运动，哪怕原本热火朝天得能烧死人，但到了这种地方，也就是个火星了。加上父亲这种人口讷，一口上虞土话即使说，人家也听不明白。成年累月，他就躲在角落里干活，该他干的干，不该他干的也干。所以，一场场运动过来过去，他都没什么事儿。而且一直待在计划部门，接触的都是国家经济的机密。当年，东北农垦总局的领导们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文革”前，父亲陪总局和农垦部的领导去黑龙江笔架山劳改农场视察。在那里，他居然见到了他在新六军时的老团长。身为劳改犯的团长，在地上捡烟头。父亲见了，不避嫌疑，过去把自己身上的烟，还有钱都塞给了他的老长官。由于是跟着大人物来的，看守们也没有拦着父亲。回来之后，父亲唏嘘不已，工作更加卖力了。

打记事起，我的家就在“城里”。先是在密山县城，然后是虎林县城，接下来在佳木斯。从九三农垦局，到了铁道部农垦局，然后是东北农垦总局。在佳木斯的时候，楼里面还有抽水马桶，虽然是几家合用，但比起下面的农场已经相当现代化了。在总局里，吃的、用的都由下面的农场供着，相当不错。可是，父亲面对这些总是感觉诚惶诚恐。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能待在这里是因为自己能干，总把这些看成是领导对他的特别照顾。

这样的好事到了1964年，终于结束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论领导用着怎样合适，父亲在总局机关都是待不下去了。正好，总局的畜牧处处长——一个留学日本的专家——也在总局待不住了，自愿下到下面一个畜牧场做场长。顺便，也把父亲带了去。他没有想到，两年之后“文革”爆发，他的生命就结束在那里。而我父亲也一直待在那个小小的畜牧场，一直到退休。在“文革”中，他这个反动军官在那个人地两生的小地方，显得特别的扎眼，因此受了不少的苦。

“文革”中，父亲进了牛棚。牛棚里的遭遇，比当年在俘虏营糟一万倍。北大荒的人际环境从来没有这样恶劣过，没来由的阶级仇恨，被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煽惑到了没来由的高度。一个小地方，一个国民党王牌军的少校，一个在忠义救国军干过的人，当然是个最凶恶的敌人。不仅父亲进了牛棚，连累母亲也进去了。我们的家被抄了不知多少次，因为有些人总认为在这个破房子的某个地方，一定藏着电台。抄来抄去，抄不出电台，另外一些人改了主意，改打存款和金条什么的主意。要父亲交代，以争取人民的宽大。但这东西跟电台一样，真的没有。

几年之后，父亲从牛棚里出来我们才发现，他受过很重的伤——尾椎骨被打裂，没有治自己扛过来的；手上都是嫩嫩的新肉，一问才知道是烧砖的时候，从未及冷却的砖窑里抢砖烫伤的结果。再问，就什么都不说了。他能活着出来，现在想来，真是一个奇迹。从牛棚出来，父亲又被下放到农场连队（当时已经变成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劳动改造。父亲依旧是那样玩命，像牛一样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