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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处（第1页）

又一年深秋，银杏叶金透了枝头。

沈家花园的银杏树比往年任何一年都黄得透，树叶不是从边缘开始枯，而是整片整片地转为浓金色，沉甸甸地挂在枝头，风一过就簌簌地往下落，铺得草坪上厚厚一层，踩上去沙沙响，像踩在晒干了的陈皮上。张叔扫了又扫，扫到第三天索性不扫了，说留着好看。

沈母从厨房窗口探出头说留着可以，但不能超过一个星期，不然草坪会闷坏。张叔说那就留五天，第五天傍晚再扫。后来第五天到了，他又推到第六天——因为沈屿安发消息说周末到家，想看看满园银杏叶。

高敏娟在睡梦中安详离世。消息是她邻居打电话告诉沈礼兰的——那个在村口下棋的老太太，从镇上邮局辗转要到了沈礼兰办公室的分机号。

沈礼兰接到电话时正在审批第三批社区医疗试点的方案，笔在纸面上顿了一下，墨迹在“同意”二字的最后一横上多拖了不到两毫米。她对着电话说了一声“谢谢”，把话筒放回去，将那份方案翻过来合在桌面，和旁边的季度报表叠在一起，站起来取了外套。

她先打给沈清晚。沈清晚正在诊所给一个被锈钉扎了脚底板的装修工清创，手套还没摘，用肩膀夹着手机听了几句。挂掉以后她把缝合包交给方医生继续，摘了手套，洗了手，拿起帆布包，和白大褂口袋里那包还没拆封的创可贴。

临出门时和老李说了一声“这两天的班你帮我盯着”，老李从药柜后面探出头，看了她的脸色一眼，什么也没问，只是把一小罐新焙的菊花茶塞进她包里。

沈礼兰第二个打给沈屿安。电话接通时背景里有翻书页的声音——他正在图书馆查论文资料。沈礼兰说完，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句“我订最早的车”。没有问为什么这么快，没有问要不要多带什么，只是把翻书声收进了合上的书包拉链里。

她带着沈清晚和沈屿安去了那个镇子。

深秋的土路和上次来的时候不太一样——路边那排歪脖枣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衬着灰白天色，远处丘陵上的梯田收了庄稼，只剩下整齐的稻茬和一垛一垛的稻草堆。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没有人下棋了，棋盘石桌上落满了焦脆的槐树荚果，风一吹就在石面上咕噜噜地滚。

那个上次给她们指路的老太太坐在自家门槛上剥豌豆，看到她们从车上下来，把簸箕搁在腿边，对着沈礼兰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句“她在堂屋供着，街坊们帮衬着置办的”，然后继续剥豌豆，剥了半碗又往沈屿安手里塞了一把，说“院里冷，揣着暖手”。沈屿安把豌豆接过去，捧在手心里，走了几步回头看了她一眼，老太太已经又低下头去剥新的一碗。

葬礼很简陋。高敏娟没有子女，老伴十多年前就走了，这些年一个人住在那栋水泥平房里，院子里晒着草药，屋里供着宋蘅留给她保管的旧皮包。

街坊邻居凑份子请了镇上殡仪馆的人来料理后事，来的人不多——一个和她同年的老街坊，佝偻着腰，扶墙站了很久；一个镇上居委会的大姐，跑前跑后张罗了追悼桌上的白布和签到簿；一个她退休前在卫生院带过的年轻护士，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头发白了一半，穿着洗得发灰的护士鞋，蹲在门口折纸钱，折了一个又一个，折得很慢。还有沈家的三个人。

没有追悼词，没有哀乐。高敏娟生前和居委会大姐提过一次，说她要是有那么一天，不要念那些套话，放一段广播里的评弹就行。居委会大姐从自家翻出一盘旧磁带，借了殡仪馆的录音机，评弹的弦子声从纸盆喇叭里传出来，有点失真，但在空旷的告别室里来来回回地荡着，像一条很细很细的水流穿过整间屋子。

沈礼兰后来才知道居委会大姐借磁带时和邻居说是“高护士要听的”，邻居又多拿了一盘借她，说高护士以前也借过这盘帮她翻录。

沈屿安帮着居委会大姐从高敏娟家储藏室抬出遗照相框，放在一个小小的木桌上。相框是旧式的深棕色木边框，玻璃面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但被擦得很亮。照片上高敏娟穿着那件旧的确良衬衫，站在她的小院门口，背后是晒草药的簸箕架和那棵歪脖枣树，笑得眯起眼睛。木桌旁边放着高敏娟生前晒的最后一簸箕干菊花，还没收完，菊花已经干透了，花瓣蜷成小小的金色卷儿，轻轻一碰就簌簌地掉粉。

沈屿安抬相框时发现相框背面粘着一张折了好几折的便条——是高敏娟的字，写在旧病历纸背面，字迹有些歪，但每一笔都写得很认真：阿蘅，你妈妈留给你的旧皮包在大衣柜最下层，里面有一张小照片，是刚满月的时候拍的。我把它包在宋蘅那件旧工作服的胸袋里，和你们从前在福利院后院墙角捡的那块小卵石放在一起。上次你走得急，我忘了说。

沈屿安把这张便条抽出来，没有声张，只在上车后把它夹进自己那本经济学原理的扉页里，和宋蘅笔迹的拓印表并排。

沈礼兰把一束白菊放在她的遗照前。白菊是来时路上在镇口那家小花圃买的——和上次来的时候同一家。花圃老板娘还认得她，问了一句“还是白菊吗”，她说“是”。老板娘剪花茎时多剪了两枝，用旧报纸裹好递过来，没有收那两枝的钱。

沈礼兰弯下腰，把花束靠在相框前，动作很稳，表情很平静，和她在任何仪式性场合的表现没有任何区别。但沈清晚注意到，她直起身的时候肩膀极轻极轻地晃了一下——不是站不稳，是站起来的那一刻肩胛骨之间那组肌肉绷得太紧又放得太快，像琴弦被拨了一下。

沈清晚没有伸手扶。她知道沈礼兰在这些场合从不喜欢被扶着——被扶对她而言比摔倒更难以忍受，所以她从来不靠别人，也不期待别人靠她。

沈清晚只是从自己的帆布包侧袋里掏出一片没拆封的碘伏创可贴，剥开背纸，拉过沈礼兰的左手，把创可贴贴在拇指侧缘那道不知什么时候划破的细小血痕上。血痕很细，像是搬花束时被报纸边缘划的，或者是在车里被保险带的金属卡扣蹭了一下。她没有问是怎么弄的，沈礼兰也没有说。

她贴创可贴的动作和第一次在书房里那晚一模一样——从左往右推平，先压中间再压两边，确保没有气泡。贴好以后她把沈礼兰的手翻过来检查了一下，又把拇指往掌心轻轻按了按，测试创可贴会不会在弯曲时崩开。没有。她把沈礼兰的手放回去，然后低头把自己的帆布包拉链拉上，全程安静，没有说一个字。像在给一盆忘了浇水的花补浇一杯水——只做，不解释。

沈礼兰低头看着自己拇指上那片创可贴。贴得很正，没有气泡，边缘平整，和自己二十多年来在无数个场合下给自己贴过的所有创可贴都不一样——自己贴的是“处理”，这片是“陪伴”。

她抬起头，看着沈清晚。沈清晚正好也在看她，两个人对视了短短一瞬。然后沈礼兰垂下眼睫，伸手握住了沈清晚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