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22日,柏林达勒姆区,德国第一物理研究所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穿著他標誌性的毛衣,手指间夹著一支未点燃的菸斗,正俯身审视著一份复杂的数学推导。
爱因斯坦的对面坐著两个年轻人:二十二岁的沃纳·海森堡和三十五岁的埃尔温·薛丁格。
两人面前摊开的,是关於量子力学矩阵表述与波动力学表述初步构想的草稿。
“沃纳,你的矩阵很精巧,但缺少直观的展示。”
薛丁格说,
“我的波动方程虽然还在完善,但它至少给出了一个我们可以想像的画面。”
“图像?”
“埃尔温,我们討论的是原子尺度。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自洽的数学工具,能计算,能预测。
实用,才是关键。”
“实用”这个词,在最近一年里,成了柏林物理学界常听到的词汇。
研究所的门被马克斯·普朗克轻轻推开。
他如今是德意志科学院物理数学部的名誉主席,也是研究所与国家科学委员会之间的重要联络人。
他身后跟著一位穿灰色西服、胸口別著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徽章的年轻官员。
“先生们,早上好。”
普朗克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和,
“打扰了。这位是施洛德同志,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基础物理项目协调员。”
施洛德微微頷首:
“爱因斯坦教授,诸位同志。很抱歉打扰你们的研究进程。
我来更新几个重点项目的资源分配情况,並听取简短进展匯报。”
自从红色德国成立,尤其是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改组后,韦格纳政府对科研的支持力度空前,导向也异常明確。
研究所的经费、设备、甚至研究生的名额,都与“国家建设重点领域”掛鉤。
爱因斯坦示意施洛德坐下,自己则靠在椅背上,
“那么,委员会对我们又有什么新的要求呢?”
施洛德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清单:
“第一,固体物理小组关於半导体材料电导特性的研究,委员会非常满意。
你们提出的『能带理论雏形,与国营电子管厂正在攻关的检波器性能提升直接相关。明年对此项目的预算会增加百分之三十,但委员会要求提交一份关於『信號放大新器件的可行性评估。”
“第二,核物理组的放射性同位素分离实验。
委员会批准了用於大型电磁分离装置的特別钢材和铜材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