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溉渠,”奥马尔说,“下周我去,把用水权的分配谈一遍。”
马哈茂德抬起头,“那个地方,上一次我们有人去,被扔过石头。”
“让埃维利亚先去,”奥马尔说,“不是为了谈,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这次来的不是普通工作组。然后我再去。”
“学校那个呢?”
“找老师,”奥马尔说,“班加西或者的黎波里,找几个退休教员,问愿不愿意去待三年,给足报酬,配一套书,学校就能开了。”他把统计表合上,“做完就走,没人跟,要从现在改掉这个习惯。”
马哈茂德走到门口,停了一下,转身,“你知道那个灌溉渠村子对我们的评价吗?”他说,“有人说——城里来的人做事很快,但不管我们死活。”
奥马尔听完,“这个评价很准確,”他说,“在我们修掉那段渠之前,是准確的。”
语气很平,但马哈茂德听出了那里面有一种比愤怒更重的东西,把门带上,出去了。
那次会议之后,工兵营的任务清单里加了一个新类別,名字是奥马尔自己写的,四个字:
跟进守住。
埃维利亚去那个村子的时候,到了,什么都没说,先把被填掉的那段渠走了一遍,踩了踩填埋的土,然后找到两个部落各自的负责人。两个人都以为她来谈判,做好了说硬话的准备。
她没有谈判,坐下来,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两家,各自有多少地是靠这条渠才能活的?”
两个负责人都愣了,一个说了数字,另一个说了数字。
她把两个数字加起来,告诉他们那个和,“这些地,这条渠修好了都能用,”她说,“现在这条渠被填了,最终谁输了?”
两个人都没说话。
“我下周带人来修,”她说,“用水权的分配,这次帮你们把合约写清楚,谁用哪一段,什么时候,写在纸上,盖章,双方各留一份。有纠纷,不用打架,拿合约来找我们。”
她站起来,“这个意思,能不能接受?”
年长的那个负责人对了眼神,点了点头。
奥马尔一周后去的时候,那段渠已经在施工了。
工兵组在场地里舖设,效率是这一带从来没有人见过的那种——同样的工作量,当地人要干七天,他们干了不到两天。不是因为人多,是因为每一个动作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没有一个多余的步骤,工具到位,材料到位,判断到位,整个工地像是被一个看不见的逻辑拧著走,不停,不乱,不需要有人吆喝。
第一天下午,两个部落的负责人还只是站在旁边看著,保持著距离,像是还没有决定要不要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第二天上午,两边各自多来了几个人。没有人叫他们,他们自己来的,搬料,递工具,沉默地跟在工兵组旁边干活,像是被那个速度带著,站在原地反而不自然了。
年长的负责人靠在一棵树旁边,盯著工地看了很久,后来走到奥马尔旁边,没有说別的,只问了一句,“你是上面来的人?做这些事是政府的意思,还是你自己想的?”
奥马尔想了一下,“政府的意思和我自己的意思,”他说,“在这件事上是一样的。”
年长的负责人把这句话听了一会儿,“那就好,”他说,语气里有一种他没有多解释的安心。
渠修完的时候,奥马尔已经回到的黎波里了。报告里有一行他多看了几遍的话:“完工当天,两个部落各出了五个劳力来帮工,没有人叫他们,他们自己来的。”
他把那行话读了一遍,在旁边画了一个圈,没有写批註。
马哈茂德后来取报告归档的时候,看到那个圈,“这个圈,”他说,“什么意思?”
“一件事做对了的標记。”奥马尔说。
到1972年底,完工的基础设施项目超过了八十个,直接覆盖的受益人口在三十五万到四十万之间。有了水,有了路,有了学校,有了医疗站,生活开始有了一点改变,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是那种安静的、让人在某一天早上突然意识到:这半年,好像真的不一样了。
马哈茂德年末交给奥马尔一份他自己整理的报告——不是工程报告,是他让人走访收集来的,访谈了將近两百个村落的村民,问了同一个问题:你觉得政府对你们是什么態度?
结果里有一行数字:三年前,正面评价不超过两成,现在,正面评价超过了六成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