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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贵直笔（第1页）

四、史贵直笔

上面我们谈到了王世贞立志撰修国史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实录、野史、家乘的失实，希望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写出一部当代信史。王世贞对统治集团的专横凶残、荒**无耻和内部的钩心斗角做了深刻的揭露，揭发这些阴暗面却是为他的改良主义政治观服务，目的在于使统治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尽管如此，王世贞的据事直书仍然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通过他的劳动，整理和考核了大量史料，使我们更容易接近历史真相。

王世贞继承了我国史料直笔的传统，在大量收集史料的同时进行了严肃的鉴别。近人陈寅恪先生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修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这类弊病和补救之道，王世贞早已做了透彻的说明。在《史乘考误》的前言中，他对实录、野史和家乘的缺点曾经下过这样一个评语：“国史之失职者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史失求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溪杂记》《琐缀录》之类是也；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记》《翦野胜记》之类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核而遂书之，若《客座新闻》《庚己编》之类是也。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此谀枯骨谒金言耳。”在指出这三类史籍的缺点之后，王世贞也肯定了它们的作用：“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取长避短，是可以弄清历史的真相的。

他自己写的历史著作特别注意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把涉及的历史事实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史学家要如实地写作本朝历史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既要忠于事实，就不免触犯统治者的忌讳，有被加上“大不敬”罪名，身遭屠戮、书被禁毁的危险。因此，在封建君主的**威之下，正直的史学家要想写出一部本朝信史，不仅需要具备正视事实的勇敢精神，而且需要掌握巧妙的表现手法。王世贞就是基本符合这种条件的史学家。

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明代最高统治者的滥施**威和失德败度都特别引人注目。王世贞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为了把君主们和御用学者们竭力掩盖的历史场面记录下来，采取了不同的表达方法。对于一些不言自明的事件，他只是据事转录，不做任何评论，让读者自己去思索。例如，在《国朝丛记》中有“进表笺儒学官以诖误诛”一则，记载了洪武年间各地儒学官员代府县官起草表笺时用了“建中作则”“藻饰太平”“体乾法坤”“遥瞻帝扉”“拜望青门”“圣德在秋”“永绍亿年”“天下有道”“式君父以班爵禄”等文句，就一个个人头落地。表面上作者只是客观地叙述，没有附加自己的意见；然而他把这类被太祖实录讳避的事实和盘托出，实际上就揭露了洪武年间大兴“文字狱”的事实，斥责了朱元璋的猜疑和凶残。他曾利用任职的方便从南京法司和教坊司中把永乐年间屠杀和凌辱建文朝臣的圣旨抄录出来，使明成祖毒虐异己的狰狞面目公之于世。其中如吩咐将练子宁的亲属五百余人内“亲近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尽发去四散充军；若远亲不肯把亲近的说出来，也都凌迟了”。如令将谢升之妻“韩氏送淇国公（丘福）处转营奸宿”。又如茅大芳妻“张氏发教坊司病故……奉钦依：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几百年以后，鲁迅先生从《弇州史料》里读到这些材料时还不禁叹息说：“这是何等残酷的圣旨！”在《国朝丛记》中收录了明武宗的一个敕文。敕文说：“我在宣府家里等处住坐，暖衣饱食，身闲心乐，欢喜自在。见今在京内外答应不许将不要紧大小冗事及泛言等文书并懒惰躲滑失误供事激恼朝廷，惹我生气生恼。……如违重治不饶。”王世贞运用立此存照的办法把朱厚照的嘴脸传达出来了。

对于一些统治者做了“定论”的问题，王世贞则采取婉转曲折的笔法，在字里行间把事情的真相透露出来。他对于李善长之死的描写，就很值得玩味。按王世贞的本心是肯定李善长并没有谋反的，在所写《札记》里明确指出：“於乎，休哉，李韩公之功大矣，而不终也！其人非反也，不善避功也。”可是在李韩公传中他不敢公然提出自己的看法，于是用了隐而直的笔法：“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节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状，上亲临鞠。狱具，谓惟庸尝以兄女妻善长弟存义子佑，相表里为威福。其定远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笋，水溢数尺，三世冢皆夜有光怪烛天。而数以事见督上，遂起邪谋。诱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使出招士马为外应。间与存义谋、始图之善长。善长大惊曰：‘尔何言为者，宁欲尽灭九族耶！’存义惧，不敢应。居旬日，惟庸复谓存义：‘苟事成，尽捐淮西地王太师。’以语善长。善长心动，乃叹息起曰：‘吾老矣，惟尔等所为。’又旬日，惟庸□（来？），善长延之东西向坐，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惟庸自是与倭通，俾以精兵寓贡舶，挟诈害上，而掠库兵入海。上乃赐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死。时费聚已前死，群臣请并诛善长与吉安侯。上谓：‘……此吾微时股肱腹心，其勿问。’遂止诛存义，并赦祐。”

这段话是王世贞根据当时的材料写李善长的罪状，后面那一段关于胡惟庸同李善长见面的描写本来是有很大漏洞的。因为，以朱元璋的心狠手辣“亲临鞠之”，哪有鞠不出一点东西的道理，可见“款语良久”并非商量谋逆。朱元璋手定胡惟庸和李善长的罪案时，故意含糊其词，什么“屏左右”“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以设想，王世贞对这个漏洞是看得很清楚的，他照着朱元璋亲自制定的罪状去写，目的在于把朱元璋的空言罗织摆到读者面前。清修《明史》的编纂者大概也感到了这种罪状难以成立，处理方法却不一样：干脆把这条罪状删掉。这就无疑是为朱元璋掩盖漏洞。王世贞接着写李善长逃脱了第一次厄运以后继续为朱元璋效劳，特别点出“洪武之二十一年，肃清逆党，榜列勋臣，犹前善长”。这句话实在很重要。既然胡惟庸逆党已经肃清，李善长在勋臣榜中仍然名列前茅，可见不是“逆党”。《明史》又偏偏删掉了这句话。

关于李善长之死，王世贞是这样写的：“又二年所，善长年七十七矣，耄不能检饬其下。尝欲营第宅，从信国公和假卫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曰：‘太师敢擅发兵耶！’密以闻。……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于是御史上书论劾善长，上复为捕存义之子佑、伸置狱。狱具，谓惟庸初为宁国令，善长荐之，起为太常寺卿，以黄金三百两谢。及惟庸反谋定，善长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从，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复以西域古剑、白玉壶、玉刻交龙蟠桃酬善长。群臣奉请诛善长，不许，仍手诏慰谕之。召诣奉天门与语开创艰难，为流涕。至右顺门，谓群臣：‘太师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师心。’群臣固言：‘善长反状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长大恸曰：‘臣诚负陛下恩，无面目见群臣。’归而自经死。”王世贞在这里首先指出李善长已经77岁了，老得连自己手下的人也管不住，哪能搞什么谋反？接着用“和探得上旨”五个字把问题的实质揭穿了：原来还是朱元璋的蓄谋！《明史》李善长传却把“探得上旨”和后面的“攘臂曰：太师敢擅发兵耶！”删去，变成“和密以闻”。这样虽然节省了几个字，就揭露事件的本质而言实在比王世贞差得太远了。

在写了李善长之死以后，王世贞又把解缙代王国用起草的为李善长诉冤的奏疏抄录了一大段，其中把李善长不至于谋反的理由说得淋漓尽致，几乎令人无法反驳。然后说朱元璋看了奏疏“虽不能用，亦不罪也”，仿佛是称赞朱元璋宽大，其实是说他心虚。传后的赞语中说：“其初狱抑何暧昧少证也。隐之十年而后发，发之后一狱辞视初十年而加详者，宁能使善长瞑也。嗟夫，王国用之疏可味也已！”算画龙点睛之笔。

王世贞并不满足于把最高统治者竭力掩盖的事实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他还往往情不自禁地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封建专制，颇有一吐为快之慨。在《跋黄太常墓序》里，他写道：“当建文朝太常卿黄公子澄首用智囊故策，以敉宁宗社，不遂而死，以至参夷五宗，天下为之饮泣而不敢言，然固有笔之稗官者矣。……盖匹夫有必伸，而万乘有不能屈者，死是也。当公之于壬午也，知一死而已，知死而死则不死也。夫以人主之威，能寸析公之躯而不能夺公之志，能致辱于公之戚属而不能卒辱公之名。”在一则笔记中又说到永乐年间曾经颁布禁止收藏方孝孺手迹的命令，规定收藏者与方同罪。从那时到王世贞生活的时代已经过了160多年，学士大夫对方的手迹一直“宝之若拱璧”。从这件事情里，王世贞指出：“然则人主之威有不能尽伸于天下之贤者，可慨也！”在《题叶秀才为方氏遗裔复姓记后》一文中，他就永乐初年一个姓余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把方孝孺的小儿子隐藏起来，使朱棣诛灭方氏十族的毒谋未能实现一事写道：“第以一时万乘之尊挟不世之怒，而有不能尽快其意于意之外者，亦可想也。”在这些大胆抨击当中，王世贞歌颂了我国人民“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对至高无上的君权做了有力的批判。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可贵的。

最后，谈一下王世贞在历史人物评价上的实事求是精神。他在评论人物时能够注意全面地观察问题，既不掩饰他们的缺点，也不抹杀他们的功绩。以汤和为例，在清修《明史》中，我们看了汤和的传记得到的印象是一位忠厚长者，而在王世贞的笔下就不同了。他在《东瓯王世家》一文中指出汤和的战绩寥寥，“而其后乃爵上公、赠真王，骈蕃之锡，诸勋旧不敢望焉”。其故安在？答曰有三：一是“能与太师善长抗”；二是“上念天下承平无事，不欲诸将屡典兵，而和识其意，从容为上言：‘臣老矣，不敢称昼绣，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上大悦”；三是归故里之后“诸公侯犹不时遣镇各边及将兵讨伐，独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爱之且安之”。王世贞给汤和下的评语是“诗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信公谓矣”。讽刺了汤和的谄媚狡黠，也从旁暗示了朱元璋的猜忌。然而，作者认为只写汤和的短处是不够公平的，于是他在第一个按语后面又写了第二个按语，说：“余尝按行登莱海上及宦游吴越间，其父老历历指烽戍云：汤信公功不劘灭哉！微信公，吾其鲸鲵食矣！”把汤和领导修筑东南沿海防御工事对抗击倭寇侵扰的功绩充分地肯定了，才结束这篇传记。这种写法也是值得注意的。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346页）

论钦定《明史》作《奸臣传》之微意

——兼为严嵩等人重新定位[265]

近年来围绕严嵩问题的讨论，值得欢迎。因为这场讨论势必触及对严嵩和其他许多著名人士的评价，加深对明代政治的研究。

对历史人物做脸谱化的定位由来已久，至今仍然束缚着不少人的头脑，曾经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往往集功过是非于一身，简单处理难以公正，也不大可能正确认识当时的政局。从严嵩掌权到他家的衰败，甚至到明朝覆亡时，对他的评价并不一致。严嵩被打入另册，众口一词说成明代著名“奸臣”，同清修钦定《明史》有很大关系。因此，有必要对《明史·奸臣传》做一番考察。

清朝统治者对撰修《明史》非常重视。然而，他们的着眼点与其说是编纂前朝信史，毋宁说是首先为自己的政治利害考虑。康熙皇帝为人相当聪明，他懂得自古无不亡之国，因此指示《明史》官臣特别要注意避免把明朝皇帝说得太坏，以免“本朝”倾覆之后，史家秉笔直书，落个千古骂名。[266]负责纂修《明史》的官员遵照这一旨意，尽量少写明朝皇帝的阴暗面。可是，明代许多皇帝的暴虐或昏庸，毕竟难以全部掩盖；何况全写善政，又如何解释明朝的覆亡？经过绞尽脑汁想出的办法就是对明代皇帝的过失点到为止，把责任推到大臣、太监身上。列名于《明史·奸臣传》的有胡惟庸、陈瑛、严嵩、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把这些人物同当时的政局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批替罪羊。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毫无疑问是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洪武一朝的善政颇多，但他的“猜忌好杀”，也是不争的事实。他扫平群雄、推翻元朝以后，深知得天下之不易。为后世子孙计，大批屠杀功臣和稍有影响的官员，“胡党”“蓝党”“空印案”“郭桓盗粮案”乃其荦荦大者。洪武十三年炮制的胡惟庸谋反案牵连被杀的多达三万余人，“胡党”一案延绵到洪武二十三年，连早已不掌实权的太师李善长也因为在文武群臣中威望较高被处决。胡惟庸的所谓谋反，本属子虚乌有。右丞相汪广洋深知朱元璋刻毒寡恩，尽量少参与政事，却仍被朱元璋以“坐视废兴”[267]为名处死；“胡案”一发生，朱元璋就废中书省，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证明编造“胡案”的用意是集军国大权于皇帝一身。这标志着明代专制主义集权达到顶峰。胡惟庸和牵连被杀的大批文官武将是明初一大冤案，《明史》把胡惟庸列入《奸臣传》显然是为了给朱元璋开脱罪责。[268]

朱棣以藩王起兵，夺取帝位。文官武将在靖难之役中分化为两派：一派归顺朱棣；一派忠于建文帝。朱棣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一方面采取了恩威并用方针，对投靠他的文官武将加官晋爵，大肆收买，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元吉、蹇义、陈瑛等人从此飞黄腾达；另一方面则对建文忠臣尽屠戮之惨。杨士奇等人后来被视为贤良大臣，而陈瑛却被列入《奸臣传》。其实，就迎合新皇帝的旨意而言，陈瑛和杨士奇等人并没有多大区别，杨士奇参与重修、三修太祖实录，处处迎合永乐帝，甚至把坚贞不屈被诛十族的方孝孺也描绘成向朱棣“泥首乞命”，后人直言不讳地说他“真是无耻”！陈瑛的不幸是他被委任为左都御史（按，先为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后升左都御史，一直掌握都察院权力），直接主管纠劾异己，于是把他抛出来当作明成祖诛杀建文忠臣的替罪羊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明中期（约自正统至隆庆）皇帝的昏庸、荒**、迷信越来越严重，国势日衰。世宗在位45年，他受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影响迷信道教，一味修玄，追求长生，长期不视朝，为人又刚愎自用。在这样一位拒谏饰非、果于诛杀的皇帝统治下，文武群臣除了望风承旨，确实很难施展才能和抱负。严嵩秉政时间较长，他并不是一个贪恋权位的人，入翰林院后回乡在钤山堂读书八年，后来又在南京任职冷曹多年。被嘉靖皇帝看中后由礼部尚书入阁办事，稍一抵牾，立遭谴责，从此为保身家性命，小心谨慎。他在朝廷和在家乡都做过一些好事（如任用胡宗宪平定海寇，参与修筑北京外城，捐资为家乡修造桥梁，等等）；又不免迎合帝意做一些不得人心的事，他何尝不想退居山林，颐养天年，然而嘉靖皇帝既欣赏他的才学，又因为他高寿符合自己追求长生的愿望，不肯批准他屡次提出的致仕请求。最后被比他更工于心计的徐阶排挤而彻底垮台。徐阶列为名臣，严嵩则成了众口唾骂的“奸臣”，这同著名史学家王世贞有密切关系。[269]

明代官僚贪污之风自永乐时期即已甚炽，后来愈演愈烈。严嵩父子贪污纳贿确有其事，但徐阶绝不比他廉洁。上疏劾奏严嵩“不法”的御史邹应龙后来出任云南巡抚，“大著贪声”，被称为“两截人”。[270]至于说到“忠”“奸”，嘉靖一朝由于皇帝是藩王入继大统，同宫中太监关系较浅，宦官势力有所收敛。朝廷上的权力之争主要在官僚中展开。朝臣为争权固宠，互相攻讦，指斥对方为奸雄成为拿手好戏。攻击严嵩是奸臣的固不乏人，徐阶被屠隆指为“奸过曹操”，“其言曰：瞒盗大名，受奸雄名；徐盗大利，受贤相名”。[271]连清官海瑞也在万历年间被诋为“天下大盗，古今剧贼”[272]。明后期最有作为的大学士张居正生前死后受到的人身攻击，比严嵩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以党争中攻击之词作为定论显然不恰当。[273]

温体仁、周延儒的列入《奸臣传》，更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崇祯皇帝继位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腐朽的明帝国已经难以招架了。朱由检同他的祖父（神宗朱翊钧）、哥哥（熹宗朱由校）相比，有如鹤立鸡群，确实给人以“励精图治”的印象。然而，他为人多疑善变，又特别爱面子，虽然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朱明王朝弄得心劳力瘁，却往往举措失宜。最后闹得亡国，发出“有君无臣”，“朕不能守社稷，能殉社稷”的哀鸣[274]，自缢于煤山。清兵入京一改旧调，为他发丧祭吊，南明官绅更是痛哭“先帝”如丧考妣。既然崇祯帝在位17年中不仅不像神宗那样“静摄”，熹宗那样嬉玩无度，不以国事为念；而且还身殉社稷，远过于在京群臣苟且偷生，怎么会弄到亡国呢？明、清双方的官绅不愿意去探讨朱由检的所作所为很多是倒行逆施，抓住“有君无臣”大做文章。崇祯一朝大臣像走马灯一样更换频繁，大学士就多达五十人，真是席不暇暖。于是，首当其冲的就是首席大学士和兵部尚书。温体仁、周延儒辅政时间较长，联翩贬入《奸臣传》乃是势所必至。李清曾经在崇祯、弘光两朝任给事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崇祯时，误国辅臣皆指周延儒、温体仁，误国枢臣皆指杨嗣昌、陈新甲。然历数前后辅、枢，其智略优长，又推四人最。盖将相乏材，故众口所诋，犹居然冠军。此国事所以不支也。”[275]他还谈到“体仁长于心计，凡阁中票拟，每遇刑名、钱粮、名姓之繁多，头绪之棼错，皆相顾攒眉；独体仁一览便了，从不以舛误驳政，故诸辅亦服其敏练。但存心过刻，伏机甚深，又不敢逆鳞，其大病也”[276]。《明史·温体仁传》也说，“体仁辅政数年，念朝士多与为怨，不敢恣肆，用廉谨自结于上，升苞苴不入门”，而“奸”名的依据不过是“颂服将顺不暇”[277]，看崇祯帝的眼色行事。周延儒当政时，赞扬他的人相当多，朱由检采纳他的意见做了一些收揽人心的工作。然而大局已难逆转，随着明王朝的急剧没落，周延儒失去了崇祯帝的信任，最后被赐死。清朝赵翼评论道：“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其始入阁，未见有败检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谤议纷然。其再出也，蠲逋赋，起废籍，抑中使，罢内操，救黄道周，颇多可称。故王鸿绪明史传稿在列传中，而今列之奸臣者，崇祯十六年（清兵入畿内，延儒视师，一时物议沸腾，谓延儒得贿纵敌）……民间至演为卖国传奇，遂传遍天下。故数十年中，延儒受人唾骂，较他相为尤甚。”[278]总之，不在崇祯朝首席大学士中揪出两个奸臣，无法维护这位亡国之君的贤明形象。至于温体仁、周延儒两人在崇祯诸臣中，甚至在明代各朝大学士中是否真的特别奸恶，从君权的观点看倒是无关紧要。

最后一名和严嵩一样备受后世责骂的“奸臣”是马士英。弘光立国一年毫无作为，清军南下立即土崩瓦解。清朝不承认从朱由崧开始的南明诸帝的正统地位，贬之为“伪”，指斥其人，无所顾忌。但弘光朝廷兵多将广，毕竟管辖过半壁江山，何至于如此不堪一击？清廷以满洲八旗兵英勇善战也难自圆其说，比如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清，攻取之地比弘光政权所辖要小得多，竟然支撑了八年之久。于是，“马阮乱政”成了最好的解释。阮大铖降清本应入《清史·贰臣传》，但为铺垫马士英的奸恶，拉入马士英附传则出于政治需要。历来的南明史籍都把马士英和史可法描绘成截然相反的脸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弘光立国基础不稳在于藩镇拥兵自重，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责任者是史可法；藩镇既以“策立”功优养于内地，史可法和马士英制定的基本国策就只能是“联虏平寇”，这正是弘光一朝覆亡的基本原因。史可法殉难于扬州；马士英在顺治二年至三年曾在浙江多次组织兵力渡钱塘江反攻杭州，最后兵败被清军擒杀。以晚节论，他和史可法一样是殉难者，并没有投降清朝。南明东林—复社人士出于偏见，编造他降清后因反复被杀，完全不可信。《明史·马士英传》既依据国史（清方文献）记：“明年，大兵剿湖贼，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吴易）俱擒获，诏俱斩之。”接着又含糊其词般地搬用野史说清军追隆武帝，“搜龙杠，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疏，为内应。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大铖方游山，自触石死，仍戮尸云”[279]。实际上，马士英根本没到福建，阮大铖降清后随军过仙霞岭时病死，所谓士英等被杀于福建延平和大铖自尽被戮尸完全是一派胡言。[280]

概括起来说，明代276年的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大臣固然有忠奸贤愚之分，但不能以清朝统治者钦定的《明史》为评判定位标准。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是“严嵩与明代政治”，我的意思是把视野稍微扩展一点，从明清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大大加强的角度重新探讨一下《明史·奸臣传》同明代政治的关系。打破钦定《明史》的旧框架，对明代政治人物的评价可能会公正得多，先入为主地按清朝统治者认可的观点把一部分列为忠臣，另一部分人斥为奸臣，无助于对明代政治史的深入研究，相关人士的定位也不过人云亦云，了无新意。

[1]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五。

[2]　见《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二回。第三十三回中引这句谚语时文字稍异：“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

[3]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辞源》第三册，第1731页。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版《辞海》巳集，第31页亦有[沈万山]条云“相传为元末明初之金陵巨富，其名籍事迹，诸书所载不一”，下面引文神话色彩颇重。

[4]　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卷之五十六《旧事》。该书按语称：“莫志（即莫旦）撰弘治元年《吴江志》云：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而此（指王世贞《国朝丛纪》）云万三尝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明史》亦云洪武时沈秀助筑都城、请犒军。其事互异，未知孰是？”很明显，当地方志的作者知道沈万三并没有活到明朝建立，乾隆志刊行已在钦定《明史》颁布之后，不得不加上这么一段按语，以免同钦定史籍直接抵牾。

[5]　刘三吾：《坦斋文集》卷下。

[6]　明中期董斯张撰《吴兴备志》卷二十九记沈万三事引刘三吾《沈汉杰墓志》前半段，却未用沈玠提供之行状。张?撰《吴中人物志》卷四《沈玠传》未注明材料出处，实亦同董书。故两书均云沈玠为沈万四曾孙。明人之勇于著书而疏于查检，于此可见。

[7]　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卷之五十六《旧事》。

[8]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之二十。《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刘三吾传》即采此说，并云三吾时“年七十三矣”。郑晓《吾学编》名臣记卷四《学士刘公》记：“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荐，征至，老矣，应对详慎，上善，除左赞善，历升翰林学士。”据《明太祖实录》卷一七〇，洪武十八年正月甲戌，“以儒士刘三吾为左春坊左赞善”。茹瑺荐举在十七年，次年正月至京授职。

[9]　《国朝献征录》卷之二十《翰林学士刘三吾传》，未注明作者。

[10]　明弘治刻本王行《半轩集》卷九。按，古文中“甫”字与“父”字相通，弘治刻本墓志铭中均作“荣父”，台湾影印《四库全书》第1231册收《半轩集》将开头的“荣父”改写“荣甫”，但下文仍作“荣父”。

[11]　《半轩集》卷九。

[12]　光绪八年《周庄镇志》卷三《冢墓》。按，卢充名后原注“南昌人”，其实卢氏祖籍为江西武宁，武宁在元代属龙兴路，故自称“南昌人”。至少从其祖父卢观起已居于昆山，父名卢熙，洪武初任睢州同知，卒于官，其伯父卢熊元末任吴县训导，明初任兖州知府，即洪武十二年《苏州府志》的作者，书成后不久即被朱元璋诛杀，卢充“尝被荐给事诰敕”，负其伯父骸骨归昆山，“杜门著书，绝口不复言仕”。见张大复《梅花草堂集》卷一《皇明昆山人物传》。

[13]　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卷之五十六《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