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第一次遇见陆明烛,是在民国二十六年深秋的雨夜里。
那时他刚从巴黎归国,拖着半旧的皮箱站在静安寺路的梧桐树下,雨丝斜斜地织着,将街灯晕成一圈圈毛茸茸的黄。一辆黑色福特轿车忽然在他面前停下,后座车窗降下,露出张清瘦的脸来。
“先生可是沈砚?”那人声音像浸过雨的玉,“家父让我来接您。”
沈砚后来才知道,这人是沪上实业家陆正庭的独子,陆明烛。名字里带个“烛”字,偏生性子像极了冬夜寒星,说话时眼睫总垂着,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陆家公馆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上,红砖墙爬满了枯藤。沈砚被安排在二楼朝南的房间,推开雕花木窗就能看见庭院里那棵老桂树,叶片上还挂着雨珠,亮晶晶的像碎了的星子。
“沈先生刚回来,怕是住不惯。”陆明烛端来一盏薄荷茶,青瓷杯沿凝着水汽,“若有缺什么,尽管吩咐。”
沈砚接过茶盏时指尖相触,那人像被烫到似的缩回手,耳尖却悄悄泛红。他忽然想起巴黎拉丁区的夜晚,留学生们聚在小酒馆里谈诗论画,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像水墨画里晕开的淡墨,明明在眼前,却总隔着层朦胧的纱。
往后的日子倒也平静。沈砚在美术专科学校任教,陆明烛在自家洋行做事,两人常在清晨的餐厅遇见。陆明烛总穿着熨帖的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腕骨分明的手。他吃饭极慢,咀嚼时会微微偏头,阳光透过彩绘玻璃落在他侧脸,绒毛都看得一清二楚。
“听说沈先生在画《星图》?”一日陆明烛忽然开口,打破了长久的沉默。
沈砚握着银匙的手顿了顿:“只是随手涂鸦。”
“家父说,沈先生在巴黎时,就爱对着星空作画。”陆明烛抬眼望过来,眸子里像盛着碎钻,“我房里有架望远镜,沈先生若不嫌弃……”
那之后,两人常在深夜聚在露台。陆明烛调焦距时,沈砚便支起画板。望远镜的铜筒被手温焐得发烫,星图上的猎户座腰带在纸上渐渐成形。
“你看那颗参宿西,”陆明烛忽然指向夜空,“西洋人叫它Betelgeuse,总说它快爆炸了。”
沈砚笔尖一顿:“或许吧,星星也有寿命。”
“人也一样。”陆明烛的声音很轻,像被风刮走的叹息,“上个月去码头送朋友,他坐船去重庆,说此去不知何时能再见。”
露台上的风带着桂花香,沈砚忽然发现陆明烛的睫毛很长,垂下来时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他想起行李箱夹层里那张泛黄的船票,是三个月后去香港的,却不知该如何说起。
变故来得比预想中快。十二月初的清晨,沈砚刚走进教室,就见学生们围着报纸议论纷纷。头条新闻的黑体字刺得人眼疼——日军己占领南京。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公馆,正撞见陆明烛在收拾行李。皮箱敞开着,里面叠着几件换洗衣物,还有一本烫金封面的《航海星图》。
“我要去武汉。”陆明烛的声音有些发紧,“洋行的船要运送物资,家父让我跟着去。”
沈砚靠在门框上,忽然说不出话。窗外的桂树落了满地残叶,被风卷着打转,像在跳一支仓促的舞。
那晚两人又去了露台,只是谁都没提望远镜。陆明烛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盒子,打开来是枚银质书签,上面刻着北斗七星的图案。
“在船上没事时,看看星星也好。”他把书签塞进沈砚手里,指尖冰凉,“听说重庆的星空很干净。”
沈砚忽然想起初见时那杯薄荷茶,想起露台上的桂花香,想起无数个深夜里,两人并肩看星子从东边升起。他想说些什么,喉咙却像被堵住,只能眼睁睁看着陆明烛转身走进楼梯口的阴影里。
离别的那天是个晴天。沈砚去码头送行,江风卷着煤烟味扑在脸上,呛得人眼睛发酸。陆明烛站在跳板上,穿着件驼色大衣,围巾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沈先生的船……”他张了张嘴,后面的话被汽笛声吞没。
沈砚挥了挥手,看见陆明烛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什么,朝着他的方向举了举。太远了看不清,或许是那架铜望远镜,或许只是只空着的手。
船开的时候,沈砚站在码头上,首到那抹驼色变成个小黑点,融进灰蒙蒙的江雾里。口袋里的银书签硌着掌心,像颗不会发光的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