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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神经官能症的基本症候（第1页）

第五章神经官能症的基本症候

焦虑完全可以由实际生活中的冲突来解释。然而，如果我们在性格神经官能症中发现了产生焦虑的情景，为了解释敌对情绪为什么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发生并被抑制了，我们必须考虑之前已经存在的焦虑。然后，我们会发现这种先前存在的焦虑反过来成为之前已经存在的敌意的结果，如此循环往复。为了明白整个发展过程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必须追溯到童年时期。（1）

我处理的有关童年经历的情况不多，这不过是少数的几个例子之一。与通常的心理分析文献相比，我在这本书里会较少地讨论到童年时期，其中的原因并不像其他心理分析学者想的童年经历不够重要。这本书旨在说明神经官能症人格的真实结构，而不是引发神经官能症发生的个人经验。

在考察了大量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童年故事后，我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共性，即他们都处于一种共同情境中，这情境以不同的结合方式展现出如下特性。

最本质的邪恶完全是因为真正的温暖与爱的缺失。孩子只要心里觉得自己仍然是被需要和被关爱的，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忍受一般的所谓创伤，例如，突然的断奶，时不时的打骂。不用说，孩子能够敏锐地感觉出爱是不是发自内心的，绝不会被任何虚伪的表达所欺骗。孩子感受不到足够的温暖和爱的原因就是父母因患有神经官能症而没有能力来满足孩子的需要。根据我的经验，更为常见的是，这种关爱的缺失往往被掩盖了，父母们往往会宣称自己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如何为了孩子好。一位“理想母亲”的过分溺爱和自我牺牲精神是导致这种气氛产生的主要原因，这种氛围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在孩子的心里埋下缺乏安全感的种子。

此外，我们发现部分父母的种种行为或者态度只会让孩子对他们产生敌意，例如对某些子女的偏爱、不公正的责骂、变化无常的情绪、不能履行的承诺，更主要的是对孩子急切希望满足的愿望由不闻不问到不断干涉。例如，干涉他们与其他朋友之间的友谊，嘲笑他们的独立思考，破坏他们追求某些事情的兴趣，不管是在艺术方面、体育方面，还是技术方面。父母的态度即使不是有意的，也会在实际上影响孩子们的愿望。

心理分析文献中，在讨论引起孩子敌意的因素时，将重心放在了孩子的愿望受挫（尤其是在性领域）和嫉妒心理上。很可能童年时期产生的敌意部分上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对一般性快乐，特别是儿童性欲方面的快乐是过于严厉的，不管后者是出于性好奇、**，还是与其他孩子一起玩的性游戏。但是，挫败感并不是产生叛逆的敌对心理的唯一来源。观察表明，孩子以及成年人在认为剥削是合理的、公正的、必要的以及有目的性时，会接受很多剥削行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例如，如果父母没有过分强调，没有采取或多或少的残忍手段来强迫孩子，他们并不会在意要被进行卫生清洁教育。同样，在接受偶尔的惩罚时，只要他们觉得整体来说自己还是被关爱的，并且惩罚本身并没有伤害或者侮辱的意图，惩罚本身还是可以接受的。诸如此类的挫折是否会促使敌对情绪的产生还是很难判定的，因为在给孩子很多压力的环境中经常会有很多具有煽动性的因素存在。挫折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挫折所引发的情绪。

我在这点上做出强调的原因在于，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强调挫折具有危害性，这样一来就使很多父母产生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比弗洛伊德想的还要远。他们不敢对孩子做任何干预，就怕孩子会由此受到伤害。

无论是在孩子身上，还是在成年人身上，嫉妒都可能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的来源。毫无疑问，在神经官能症孩子的身上，兄弟姐妹间的嫉妒（2）以及父母中一方的嫉妒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态度造成的持久性影响会影响到他们以后的生活。然而，人们对此会产生疑问，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种嫉妒呢？那些在兄弟竞争和俄狄浦斯情结中所观察到的嫉妒心理注定出现在每个孩子身上吗？或者它们是由什么特定条件引发的吗？

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察建立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他发现，在这些人身上，对父母的强烈嫉妒行为具有足够的破坏性而让人心生恐惧，而且会对性格形成以及个人关系产生持久的扰乱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经常发现这一现象，他认为这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不仅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官能症的症结，还尝试着在此基础上去理解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情结现象。（3）这样的一般性结论是值得怀疑的。确实，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些嫉妒反应会发生在兄弟、父母与子女之间，正如它们会发生在生活非常亲密的团体中一样。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具有破坏性和持久性的嫉妒行为（当提到俄狄浦斯情结和兄弟竞争时就会想到这些）正如弗洛伊德假设的那样存在着，更不用说其他文化了。总的来说，它们就是人性反应，只是随着孩子的成长环境人为地发生了。

到底哪些因素才是产生嫉妒心理的主要因素呢？稍后在我们谈论到病态嫉妒的一般内涵时就会明白了。我们在这里需要提一下，温暖的缺失以及竞争性精神会导致这一结果的产生。此外，创造了这种氛围的神经官能症父母往往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他们得不到情感上或者性关系上的满足，因此，自然而然地，孩子就变成了他们爱的重心。他们在孩子身上寻找自己无法被满足的爱的需要。他们对爱的表达并不总是带有性的色彩，但无论如何，都是富有情绪意义的。我非常怀疑孩子与父母之间存在的潜在性欲要强大到何种程度，才足够引起潜在的心理紊乱。我了解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患有神经官能症的父母都会通过恐吓或者温柔的方式强迫子女陷入情感的依恋中，这带有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占有欲和嫉妒的内涵。（4）

我们通常认为对家庭或家庭中的部分成员的敌对情绪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当然，如果孩子不得不与患神经官能症的父母天天做斗争，那确实会有些不幸。然而，如果确实存在进行反抗的合理理由的话，那么孩子性格的形成危险就并不存在于感受或表达抗议上，而是存在于对抗议的抑制上。对批评、抗议或者谴责的抑制会导致很多危险产生，其中之一就是孩子容易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到自己身上，从而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这种情景的含义，稍后我们会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很担心被抑制的敌意会产生焦虑，并开始向着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种方式发展。

为什么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孩子会抑制敌对情绪的产生？原因有很多，并且各种原因之间以不同的程度或者组合的方式发挥着作用，比如无助、恐惧、爱和愧疚感。

小孩的无助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生理事实。尽管孩子要在很长时间内依赖外界环境来满足自身需要——与成年人相比身体不够强壮结实、缺乏生活经验，然而人们还是过多地强调这些问题的生理方面。当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孩子的依赖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由占主导的生理学依赖转变为包含心理、智力及精神生活的依赖。这将一直持续到孩子成熟至青春期，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然而，在这期间对父母的依赖仍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这完全取决于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所期望实现的目标：或者希望孩子变得坚强、勇敢、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强；或者想保护孩子，让他们听话，过着单纯的生活；或者简而言之，让他们一直保持幼稚直到二十岁或更大年纪。在不良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他的无助感往往因恐吓或溺爱，或者一直处在情感依赖中而强化。孩子越是感到无助，就越是不敢去感受和表达反对意见，反抗心理潜伏的时间就会越久。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潜在的感情，或者他们所信奉的格言就是：我必须抑制自己的敌对情绪，因为我需要你。

恐惧可以直接由威胁、禁令、惩罚，以及孩子亲眼所见的暴力场景或者脾气失控的场面引起，也有可能通过间接的恐吓，例如让孩子对生活中的危险如病菌、马路上的车辆、陌生人、野蛮的孩子、爬树等留下深刻的印象。孩子越是忧心忡忡，越是不敢去展示或者感受敌对情绪。他们所信奉的格言就是：我必须抑制敌对情绪，因为我害怕你。

爱可能是导致压抑敌对情绪的另外一个原因，当父母越是缺乏对孩子真诚的爱时，越是会经常给予口头的强调，说自己是多么爱孩子，愿意为孩子呕心沥血，愿意做出多大的牺牲。孩子，特别是那些受到恐吓的孩子，会紧抓着这种爱的替代品，不敢反叛，生怕会失去听话的奖赏。在这种情景下，他们的格言就是：我必须抑制敌对情绪，因为我害怕会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孩子们抑制着对父母的敌对情绪，因为他们害怕因此破坏了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显然受到了恐惧的驱使，害怕这些强大的巨人会抛弃他们，收回他们的仁慈甚至会反对他。除此之外，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孩子会因为自己表达了任何敌对或者反对的感受而感到内心愧疚，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表达了或者感受到了对父母的敌意，或者打破了他们制定的规则，他在心里就会觉得自己是下贱和卑鄙的。产生内疚的这两种原因是互相关联的。孩子越是为跨过禁区而内疚，就越不敢有任何的怨恨和责备。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禁区是最容易引发愧疚感的。不管这种禁令是通过能感受到的沉默还是公开的威胁或者惩罚显现出来，孩子们能感受到对性的好奇以及性活动是被禁止的，如果沉浸在**的欢愉中，也会被认为是肮脏和下贱的。同样，如果对父母有性方面的幻想，即使出于整个社会环境对性持有的禁止态度而没能表现出来，也容易使孩子感到愧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信奉的格言就是：如果我心里产生了敌意，我就是一个坏孩子。

上述因素的不同组合形式都可能使孩子抑制住自己的敌对情绪，最终导致焦虑的产生。

但是任何一种出于幼年的焦虑最终一定会导致神经质的发生吗？我们对于知识的掌握还不足以充分地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我认为对于神经官能症的发展，幼年时的焦虑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但不一定是充分的原因，看起来良好的生活环境，如极早地改变周围的不利环境或者不利影响因素，能预防神经质的发生。然而，如果正如事实上所发生的那样，生活环境不足以缓解焦虑，那么这种焦虑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我们后面会看到，它会逐渐与增加或者推动神经官能症形成的种种过程联系在一起。

在众多可能会对幼年焦虑产生影响的因素中，有一个因素需要加以特别考虑。敌意和焦虑的反应是出于周边形势而不得不这样，还是会发展成对所有人都存有一种敌对和焦虑态度，这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例如，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幸运地拥有一位慈爱的祖母，善解人意的老师，很要好的朋友，那么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经历会让他感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自己充满敌意。家庭生活经历越是困难，孩子越是容易对他的父母和其他小朋友产生恨意，并且还会怀疑和憎恨所有身边的人。孩子越是生活在孤立的环境中，越是不能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经验，越容易滋生敌对情绪。最终，孩子越是掩盖自己对这个家庭的怨恨，例如遵从父母的意愿，就越会向外界社会投射更多的焦虑，以致非常确信地认为，这个“世界”是危险的、恐怖的。

对“外界”的这种一般性焦虑可能还会逐渐地发展和增长。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在与其他小朋友相处时，不敢像他们一样大胆和富有进取心。他会失去被人需要所带来的幸福，也会将一句无害的玩笑当作是一种残忍的拒绝。他会比其他的孩子更容易受伤，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也会下降。

由上面我所提到的这些因素或相似因素所引起的状况会在心中不断增长，在充满敌对的世界里会弥漫着孤独和无助。对于个人挑衅的敏锐反应很快会明确成一种性格态度，这样的态度并不能构成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但它是一块肥沃的土壤，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展成特定神经官能症。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官能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所以我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基本焦虑（thebasixiety）。它与基本敌意（thebasichostility）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研究过所有不同形式的焦虑后，我们会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基本焦虑存在于所有人际关系中。尽管个体焦虑可能是由实际原因引起的，但是即使在没有实际原因的情况下，基本焦虑仍然存在。如果将整个神经官能症的情形比作一个政治动乱的国家，那么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就像是对政治制度的潜在不满和抗议，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表面都是一片祥和，但可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个国家中，它们可能表现为暴动、罢工、集会、游行示威。在心理学领域，焦虑同样会通过各种症状显现出来。除了特别的挑衅原因，焦虑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来自共同的背景条件。

在单纯的情景神经质（situationneuroses）中，基本焦虑是不存在的。情景神经质是对实际冲突情形的神经性反应，就那些个体而言，他们的自身关系并没有被扰乱。由于下面这个案例经常出现在心理治疗实践中，所以我们将其作为这一类案例的典型给予介绍。

一个四十五岁的妇女，抱怨自己在晚上的时候会心跳加速，忧心忡忡，并伴随着盗汗的症状。但是，在她身上没有发生任何器官病变，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她的身体十分健康。她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热心肠、性情直率。二十年前，出于外界一些原因而不是她本人的意愿，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五岁的男人。她和他在一起特别幸福，**也很令人满意，并育有三个健康成长的孩子。她一直很勤劳，家务料理得很好，然而在最近的五六年里，她的丈夫莫名其妙地变得古怪起来而且性能力有所下降，她忍受了所有的事情，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神经官能症的反应。但是在七个月前，问题开始出现了，当一个和她同龄的、条件般配又可托付终身的男人出现后，她的注意力被瞬间吸引了。接下来她开始讨厌自己那个年老的丈夫，但是出于自己思想上和社会上对背叛的强烈看法，以及总体来说还算不错的婚姻关系，她把这种感情给完全克制住了。经过了几次交谈和帮助后，她开始能够公正地看待这种冲突性情景，并由此摆脱了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