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及此,他脸色更黑了几分。
此时,遥远的南宋临安,正抱着只肥鸭学姜太公钓鱼的赵构,毫无征兆地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他揉揉鼻子,浑不在意,继续盯着纹丝不动的鱼漂。
即便他此刻能感知赵匡胤的怒火,大概也只会两手一摊。
太祖,您在这事上可比我狠多了,还好意思说我?
赵匡胤在避讳一事上,堪称“开创性”的严格。
“匡”、“胤”二字自不必说,连带音近字都需规避。
这还不算,连他祖父赵敬、父亲赵弘殷的名讳也一并抬了上来。
“敬”、“弘”、“殷”及其同音、近音字都在避讳之列。
于是,官名改了。
“弘文馆”成了“昭文馆”。
地名换了。
河南的“殷城县”变作“商城县”。
甚至日常用物也未能幸免。
“敬”与“镜”同音,铜镜只得改叫“照子”或“铜鉴”。
“弘”与“红”音近,红色便被称作“赤色”。
大宋皇帝在避讳这事上,可谓一脉相承。
或者说,是被这越发严苛的“礼制”大势裹挟着,越走越偏。
即便是给自己改了名字的“宋孝宗赵昚”,虽然用冷门的“昚”为名。
但他最初的名字“伯琮”,入宫后被赐的名字“瑗”,立为皇子时改的“玮”。
这些字和它们的同音字也需要避讳。
他曾试着与大臣商量,既然已改名“昚”,旧名可否不再避讳?
结果被大臣们引经据典,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
得,这改名属于改了个寂寞。
非但没省事,要避的字反而更多了。
而为了不麻烦臣民改名的正面典型,则是汉宣帝刘询,原名刘病已。
他登基后,明确宣布改名“询”后,旧名“病已”不再纳入避讳范畴。
但宋孝宗并未下过豁免旧名避讳的旨意,其登基前用过的名字,仍需依照宋代的规定作为旧讳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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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避讳发展为系统化制度的关键人物,当推秦始皇。】
【秦代文书常以“端”代“正”,如称正月为“端月”。】
【当然,秦始皇这般规定并非凭空臆想,避讳之俗早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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